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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交易的暂时性衰减正好与鸦片贸易的陡然剧增在时间上重合，说明两者间有着密切关联。1820年，英国输华棉花和鸦片的份额有了逆转，鸦片输出值首次超过棉花。该贸易年度，英人输华的鸦片价值6486000银元，输入的棉花总值不过是3239931银元。(109)棉花为英国所急需，鸦片为英国所不需，两者替代有着内在的难以遏制的经济动力。鸦片汲取中国人的资金且对棉花贸易形成挤压的局面持续发展，中国人的有限钱财用于购买鸦片后势必减少对棉花的购进，“英国贸易的规模，靠了鸦片的滋养，正在与日俱增。在十六年(1818-1833)当中，鸦片的比重从初期的六分之一上升到后期的一半以上”，而印棉在英国输华货值上退居1/4。(110)这绝不是两种输华货品的一般易位。中国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输入大量的海外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外原料的输入，其延伸的经贸链条很长，印度棉花从广州口岸进口，经过行商、棉商等多级代理，最后落入千家万户的棉纺业者手中，影响自上而下，直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其纺成品的部分又自内而外地流动，制成的“南京布”等又出口海外，上下内外，多向流动，每经过一个层次都会发生影响；环节多级相扣，运销的距离之长、规模之大是空前的。由此可见，印棉的进口地位被鸦片取代，是在工业革命开始(唯其开始，英国才需要大批量的愈来愈多的棉花)，又在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特定时代中出现的状况(唯其未完成，故无法大批量生产质优价廉的棉纺织品来倾销中国)。工业革命完成后，机制洋布低廉的价格、优良的质地、丰富的花色、宽大的幅面是对付中国土布的利器，鸦片愈来愈成为其倾销工业品的障碍，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列强转而同意中国禁绝鸦片。(111) 注释： ①叶元鼎等：《中国棉花贸易情形》(工商部上海商品检验局丛刊第4期)，1930年4月，第62页。 ②关于中国棉史的研究甚多，各时段较重要者有：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赵冈、陈钟毅《中国棉业史》，台北，联经出版社1977年版；[日]森时彦著，袁广泉译《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于新娟《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研究(1912-1936)》，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其中对印度棉花输华问题尚未见专门研究。 ③[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130页。早在1592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就曾向西班牙国王报告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的棉花。刘军：《明清时期海上商品贸易研究(1368-1840)》，博士学位论文，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2009年，第107页。 ④此亦揭开外国棉花输华的序幕，嗣后，外棉在中国的棉花消费中占据了愈来愈重要的位置。如1931年，中国的棉花供需状况为：国内产量7587千担，进口3456千担；1932年：国内产量8810千担；进口4653千担。王子建：《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棉纺织业》，《东方杂志》第32卷第7号，1935年4月，第33页。 ⑤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237页。 ⑥退之：《外商在华航业之概况(十二)》，《申报》，1926年6月20日，“本埠增刊”第1版。 ⑦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2卷，第264—266、284页。 ⑧[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479—481、524、553、559页。 ⑨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723、725—726页。另参见[日]田中正俊《中国社会的解体与鸦片战争》，武汉大学鸦片战争研究组等编译《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9页。 ⑩[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241页。 (11)陈慈玉：《以中印英三角贸易为基轴探讨十九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1辑)，台北，“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4年版，第137页。 (12)[美]张馨保著，徐梅芬等译：《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13)[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1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 (14)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 (15)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47页。 (16)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275页。 (17)郭卫东：《19世纪初叶欧美国家对华贸易反差现象研究》，《安徽史学》2013年第2期，第5—6页。 (18)[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庞卓恒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1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481—482页。 (20)[德]奥古斯特·勒施著，王守礼译：《经济空间秩序——经济财货与地理间的关系》，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6页。 (21)Marguente Eyer Wilbur,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Far East(New York:Russell & Russell,1970),p.326. (2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530、564、575—576页。 (23)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页。 (24)[美]魏斐德著，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2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296页。 (26)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559、579、598、619页。 (27)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417—418、432、440、456、470—471、492、510、519—520页。 (28)[美]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4页。 (2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第171、187、203、226—227页。 (3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第342页。 (31)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3页。 (32)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坡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澳门基金会1999年版，第149—151页。 (3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346页。另记：“照得前因云贵总督李(侍尧)折奏，外洋夷商由缅甸地方装棉花来广，奉上谕查禁，不许进口。”许地山编：《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48页。 (3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452、467—468页。 (35)中国的棉花掺水相沿成习，1900年上海设“水气检查所”，严查棉花掺水掺杂(金国宝：《中国棉业问题》，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23页)。到1928年，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穆藕初仍痛斥“数十年来棉花贸易之陈陈相因，弊端百出，为诸君之所熟知，即以掺水一端而论，亦非从速设法积极改革不可”。《穆次长在两团体之演辞》，《申报》，1928年11月13日，第4张第16版。 (36)叶元鼎等：《中国棉花贸易情形》(工商部上海商品检验局丛刊第4期)，第6页。 (37)赵冈、陈钟毅：《中国棉业史》，第127页。印棉价廉的情况曾长期存在，到20世纪20年代，也还是“惟印度棉花较中国土产价值极为低廉”。《九年度通商各口贸易总论(六)》，《申报》，1921年7月10日，“星期增刊”第3版。 (38)张白衣：《世界经济的展望(续)》，《申报》，1937年1月25日，第3张第11版。 (39)宋濂等：《元史》第15卷，“世祖本纪第十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页。 (40)张廷玉等：《明史》第78卷，“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版，第1894页。 (41)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1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5页。 (42)王庆勋：《木棉叹》，张应昌辑：《诗铎》第7卷，秀芷堂清同治八年刻本，第147页。 (43)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746页。 (4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第230—231页。 (45)林满红：《中国的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吴剑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1年版，第2页。 (46)[英]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等编，王春法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8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4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页。 (48)[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69页。 (49)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第216—217页。 (5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530、559、579、619页。 (51)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353、440、470—471、492、707页。 (52)E.H.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Washington:Research Studies of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1936),Vol.4,p.142. (53)K.N.Chaudhuri,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1660-176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208. (54)《去年海运事业之回顾(一)》，《申报》，1922年1月3日，第4张第14版。 (55)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56)郭德焱：《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7页。 (57)[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2页。 (58)[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4—95页。 (5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152页。 (6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134页。 (61)Marguerite Eyer Wilbur,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Far East,p.22. (6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346、590、594、624、631页。 (63)吴建雍：《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6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108页。 (6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392、403页。按：印棉价格的波动历来有之，如1922-1924年，印棉价格便由15.8美分增至23.5美分。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统计课编《棉花统计》，1932年版，第38页。 (66)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413、491、725—726页。 (67)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382页。 (68)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纺织品公司棉布商业史料组编：《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45页。 (6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第304、329、346页。1912年，长江三角洲印度棉花的进口量是255000担，1913年103000担，1914年100000担，而早在19世纪初，印棉的进口量就已经超过此数。于新娟：《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研究(1912-1936)》，第43页。 (7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第367页。 (71)马士：《东印度公司时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第346、368页。 (72)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80—82页。 (73)19世纪20年代的输华棉花危机主要表现为棉价的走低。根据实际数据来看，输入量并没有太多减少，反而时有增加。如1826年印棉输华量恢复为393843担，1827年到40万担以上，1829年降至其数之下，但1830年则跃至另一高点501920担，此后数年都在40万担以上。[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129—130、174、236、267、337、356页。]印棉长期是中国进口货品的大宗。以1925年5月上海口岸为例，该月短短几天内的航讯记：“大英公司之西雪利亚号十六日过锡兰，二十二日可到星加坡，船中有大宗印度棉花万余包。”(《航业消息汇纪》，《申报》，1922年5月18日，第4张第13版。)“大英公司之孟买线货轮开第坡号昨已进口，装到印度棉花一万余包”。(《航业消息》，《申报》，1922年5月24日，第4张第13版。)此间，日本也成为输印棉入华的重要国家，“日本邮社之阿波丸昨日孟买到申，船中装载之印度棉花共计一万九千三百五十四件”。(《航业要讯》，《申报》，1922年9月7日，第4张第13版。) (7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7—8页。 (75)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82—84、72页。 (76)郭德焱：《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第78页。 (77)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26、29、83—84页。 (78)李鼎颐：《中国土产铜铁棉花论》，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第31卷，“户政九”，台北，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489页。 (79)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02页。 (80)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08页。 (81)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6页。 (82)张忠民：《鸦片战争前上海地区棉、布产量估计》，《上海经济研究》1987年第4期，第66—68页。 (83)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72—73页。 (8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第50—51、73—74页。 (85)直到20世纪，中国棉产量仍然剧烈波动，如主产区之一的江苏省棉花亩产量：1919年18.1市斤，1920年跃升为30.6斤，1921年又猛跌至13.7斤，1922年又升至32.2斤。产量大起大落。参见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编《中国棉纺统计史料》，1950年印行，第118页。 (86)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83—84页。 (87)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88)《棉贵声中之印棉存数》，《申报》，1923年3月10日，第4张第14版。 (89)G.L.Craik,The History of British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London:Charles Knight & Co.Ludgate Streete,1844),Vol.2，pp.81—83. (90)[法]保尔·芒图著，杨人楩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4—155页。 (91)[美]彭慕兰著，邱澎生等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97、451—452页。 (92)[美]威廉·伯恩斯坦著，李晖译：《茶叶 石油 WTO：贸易改变世界》，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页。长期以来，印棉输华绵延不绝，到1924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反映中国进口外棉情况是：印度1039千担，美国147千担，日本6千担，其他国家28千担；1925年，印度1464千担，美国235千担，日本82千担，其他国家27千担；1926年，印度1948千担，美国732千担，日本45千担，其他国家20千担。印棉同样独占大头。于新娟：《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研究(1912-1936)》，第105页。 (93)[英]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主编，王春法主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298页。 (94)李鼎颐：《中国土产铜铁棉花论》，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第31卷，“户政九”，第489页。 (95)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第200页。 (96)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8卷，第8页。 (97)[美]芭芭拉·麦卡夫、汤玛斯·麦卡夫著，陈琦郁译：《剑桥印度简史》，台北，左岸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07—108页。 (98)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6—260、292—293页。 (99)M.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第47、285—286页。 (100)章友江：《对外贸易政策》，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63页。 (101)E.H 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Vol.4,p.161. (10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198—199、208页。 (103)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62—63页；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283—284页。 (10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199页。 (105)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1辑，第5页。 (106)孙燮：《木棉四咏》，转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第399页。 (107)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1辑，第249页。 (108)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24—225页。 (109)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Oxford:Clarenden Press,1927),Vol.Ⅲ.p.383. (110)[美]马士、宓亨利著，姚曾廙等译：《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65—66页。 (111)对外国鸦片与工业品输华量的消长，马克思曾评论：“中国人不能同时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在英国，1881年兴起“反对鸦片运动”，在此前后，中国与英美等国签订了多项限制乃至禁止外国鸦片输华的条约与公约。详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59、414—420、425—427页；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44—448、711—714页；上海市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档案馆编《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和万国禁烟会》，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111页；J.V.A.MacMurray,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1894-1919(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1921),Vol.II,pp.931—94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