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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强邻逼迫，清末十年全社会弥漫着“恐慢”心理。恐慢心理在情绪上转化为急切，容易导致行为上的急功近利。胡思敬谈到各部委为适应新时代而学新知学外语，你追我赶，甚至焦虑本部不办学馆则“无以自存”。“赵尔巽署户部尚书，设计学馆，令司员赴学，已而刑部设法律馆、兵部设兵学馆、工部设艺学馆、吏部设吏学馆，翰林院开学会，彼其所学亦不外异国语言文字，与僧伶优妓无以大过也。予闻吏部人语同僚云：‘今新署林立，我而不开学馆，将无以自存，渐为他部所并’。”③官员们竟张皇到担心不改革就会被其他部门吞并的地步。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后，社会舆论、立宪派以不断请愿的方式迫使清廷预备之期一改再改，也是这种焦虑情绪驱使下的“恐慢”与“急进”。1907年，清政府参加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各国认为中国没有海军，不具备头等国家资格，这使少壮亲贵大受刺激，海军兴复计划也再次热闹起来④。至1909年，出任海军大臣的载洵提出庞大计划，宣布用七年时间重建中国海军，责成度支部筹银1800万两。可以推想，即使国家财政充裕，短短七年也未必能建成规模初具、列装严整的海军，何况“库款奇窘”呢。 尽管除海军建设规模、速度当时是问题⑤，而对趋新少壮亲贵来说，急速变革不是能不能、而是敢不敢的问题。并不看好中国海军计划的外国军火商竞相巴结少壮亲贵⑥，外商的追捧让这些年轻气盛、少不更事的亲贵昏了头脑，以至于摄政王、外事部门不得不专门发去电文提醒他们，不要轻易答应购买巡洋舰、军械和聘任外国军事顾问等任何要求⑦，“至各国考查时固宜辑睦邦交、恪恭将事，惟无论何国，如有会商要求之件，均不得轻易然诺，致启将来种种纠葛”⑧。 1910年，载洵、载涛兄弟俩交替出访，甚至没有明确具体任务就翩然上路。驻美公使私下跟载涛讲，身为贵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列国的猜忌，说：“若又无所见而来，无所闻而去，人其谓我何？然则王胡以来？”载涛无言以对。张荫棠公使规劝道，“国家之危，将在旦夕。以王之尊亲，使于四方，苟利于国，观时而动，何等不可者。不然，亦伪为之，庶无贻羞于此”，就是“装”也得装得像一些⑨。1910年，期盼得到美国支持复建海军的清廷，派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去联络，以实现中美海军合作。驻华公使嘉乐恒忧心忡忡，他写信给国务卿：“如果允许我表达对这项计划的意见的话，事实是中国不需要任何庞大的海军；他们也许只需要为沿海和内河巡逻警察工作所需的、或为缉私和镇压叛乱和训练官员所需的已有的炮艇、游艇等等，但战舰对他们没有任何用处。他们没有钱支付这些战舰，也没有能够操纵这些战舰的官兵。这是目前普遍的看法：如果他们有一艘或更多的战舰，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加强或扩大日本的海军，因为如果日本与中国或其他国家发生麻烦，在他们需要时日本会攫取这些战舰，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不能阻止它的发生。由于他们的固执和保守，中国人有许多的想象和虚骄心理，他们热衷于表面文章，不关心事物的本质；他们喜欢拥有一个大国的所有标记，并像大国那样受到尊敬。因此，他们想要陆军和海军、枪炮和堡垒、战旗、战鼓和军号，同时却没有使用它们的经验或能力，此时他们对战舰的需要还不如一个小孩对枪的需要。鉴于他们发动的许多实际改革以及他们正在倡导的教育工作和商业及资源的开发都急需金钱，并且也因为他们的税收或其他的收入来源都到了极限，因此，在我看来，鼓励他们负债发展海军或进行庞大的海军投资是不明智的，甚至是一个不友好的行为。我想没有任何比它更大的金钱浪费。”⑩其中所说，“他们热衷于表面文章，不关心事物的本质；他们喜欢拥有一个大国的所有标记，并像大国那样受到尊敬。因此，他们想要陆军和海军、枪炮和堡垒、战旗、战鼓和军号”一段，最耐人寻味。这是对趋新少壮亲贵虚骄心态的一种素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