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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之五，头脑易热、盲目乐观。 1907年，溥伦自日本归国，顺道查看南方政情。他觉得“苏杭甬路款一事，异常固结，均守定商办拒款四字宗旨，相持日久，人心渐形惶惶，无论外交上如何为难，必须竭力商量，稍微变通，以顺舆情。只须办到此项借款与路无涉，民情庶可稍安”。这意味着，只要把为修路所借的外债换个名目，糊弄一下百姓就可以暗度陈仓了。他还建议，“派盛进外部，庶事权相属，办事较易为功”(55)。事实上，在清末，列强给中国借款除了经济动因外，还绑定了政治条件；况且国际间条约不可能形同儿戏，冠之以其他名目却挪用修路，岂不滑天下之大稽？他知道外国人信任盛宣怀，便天真地以为，派他到外务部任职就一切都好办，这岂不是过于幼稚？诸亲贵中，善耆是公认的“有才识，睥睨傲物”(56)式的人物，在各任职岗位上也政绩突出，但常常出言随意，判断简单。孙宝瑄曾评论说：“肃邸状貌极厚重英伟，惜出言太轻，看事太易。”(57)王照回忆戊戌时讲了一段故事，很能反映善耆的性格。“其前岁(光绪三十三年)肃王曾谓余曰：我所编练之消防队，操演军械，无异正式军队。以救火为名，实为遇有缓急保护皇上也。至是(光绪三十四年春夏之交)余自保定来，题及前话。谓倘至探得太后病不能起之日，王爷即可带消防队入南海子，拥护皇上入升正殿，召见大臣，谁敢不应。若待太后已死，恐落后手矣。王曰：不先见旨意，不能入宫。我朝规制，我等亲藩，较异姓大臣更加严厉，错走一步便是死罪。余曰：太后未死，那得降旨。王曰：无法。余曰：不冒险，恐不济事。王曰：天下事不是冒险可以成的。你冒险，曾冒到刑部监里去，中何用来。余扼腕，回保定。又百余日而大变酿成，清运实终矣！”(58) 庚子事变之后，清廷迅速完成世代更替，推出一批政治新人(笔者无意涉及包括汉大臣在内的权贵，仅限于亲贵)，用年轻、相对开明的亲贵弥补被惩办的祸首(一批极端保守的王公大臣)之缺，实现了代际转换、新陈代谢。实事求是地说，正是他们的亮相，导引了清末政改新风的劲吹，中国宪政呼之欲出(这里不谈立宪派的作用)。正因为他们年轻、开明、有朝气，又先后出洋开眼界，从而滋生追新的种种思想行动，甚至不自觉地带有某种现代性追求。少壮亲贵尽管表现了相当程度的不成熟，但在时代风云、世界潮流与个人性格的共同驱使下，完成了少壮亲贵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的跨越，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