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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从制度上说，君主立宪比专制进步。对此，在清朝宪法文本“总论”中有这样的描述：“以一人而谋国家共同之利益，曰君主政治；以少数人而谋国家之共同利益，曰贵族政治；以多数人而谋国家之共同利益，曰立宪政治。中国今日立宪，是由君主政治进步于立宪政治也。”这种进步具体落实在：“(1)人民权利、自由依宪法之负担，各自安图个人及社会之发达，(2)人民依宪法受议政权，关于国务利害之观念甚切，且发一种公共之观念，以助国家之进步；(3)代表议会制设置，不但使人民对国家之注意甚深，且可使政府注意施政，以矫正专断压制之弊。”(65)对人民权利的表达甚至不输于今天各国的成文宪法。如果达成，中国将是怎样一番景象啊！ 让少壮亲贵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改革的结果很糟。筹款的困难，内斗的频繁，恶劣的国际国内环境，腐败猖獗，立宪党的失望，革命党人艰苦卓绝的斗争，等等，形成了推倒清末立宪的历史合力。可以深究的是，清末少壮亲贵还面临着很多难解的悖论。比如，追新的结果自然是接受外来文明，而外来的东西又往往伴随强权、欺凌，很容易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狭隘的民族主义、扭曲的爱国主义纠缠不清，形成对立。当它放大的时候就容易形成文化的对立、文明的冲突，甚至引发社会阶层的对抗。清末政治实际上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老人政治，于是，改革中少壮亲贵们与老成持重的老人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思想与决策对垒，这恐怕也是改革功败垂成的重要原因。 少壮亲贵们与生俱来的富贵安逸与其处事的性格特征，在无形之中加剧了改革的急进与走偏。文廷式曾说他们“傻”：“今时王大臣，不独非用人之人，亦并无沮人之才，真所谓‘奴辈’耳。运气若来，稍施伎俩，玩之股掌矣。”(66)辜鸿铭讥讽道：“噫！今中国王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亦可谓之出洋看洋画耳。”(67)恽毓鼎说：“劻耄而贪，泽愚而愎，洵、涛童喜事，伦、朗庸鄙无能，载溥乳臭小儿，不足齿数。”(68)这些说法既是对他们能力的怀疑，也是对他们主导下的宪政的高度不信任。 宣统年间，人们议论说：“清室诸王，以恭邸为最贤明。虽平日有好货之名，然必满员之得优缺及汉员由军机章京外放者馈送，始肯收受，闻其界限极为分明。余尝对宝师称道其人。师日：‘恭邸聪明却不可及，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间疾苦究未能周知。事遇疑难时，还是我们几个人代为主持也。’恭邸仪表甚伟，颇有隆准之意。余夙未与周旋，简建昌时，渠适在军机，例应往谒，见面行礼，不还，然却送茶坐炕，甚为客气。叙谈颇久，惟送客不出房门耳。闻后来摄政王初入军机时，见客便坐独炕矣。”透露出权力带来的骄纵，虽贤如载沣亦不免矣。“辛酉之后，亲贵蜂起，纲纪尽驰，枢政益歧”(69)，于是亲贵的角色愈趋之于下。 三分钟热度也是年轻亲贵的特色。胡思敬说：“载沣初摄政时，兴致甚高，凡批答各省章奏，变‘依议’曰‘允行’，如史臣记事之体，折尾恭誉套语辄加浓圈。后亦稍稍懈弛，视德宗时尤甚，虽交议交查密旨，或累月经年不复，亦若忘之，无过问者。”到后来，奏折究竟看不看都很难说，因为请示问题的急件，也照样批“著照所请”四个大字发还(70)。刘体智说，载涛幕府里纷争不断、意见不合，他一度听信一种“直接入政府”的主意，于是策动载沣挤掉政治对手；旋而又听信另一派意见，找政治代理人而不入政府，于是他又停止入运动军机的动作(71)。不管能力如何，亲贵们揽权夺利时，个个奋勇争先，这无疑加剧了矛盾的错综复杂化(72)。少壮亲贵们思想单纯缺乏决断，关键时刻拿不定主意。武昌起义后，奉命入关赴湖北镇压起义的张绍曾，中途公开致电清政府，要求清廷还政于民(滦州事变)。此时，与张绍曾相当熟悉且握有重兵的载涛犹豫不决，失却了最后扭转困局的契机(7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