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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壮亲贵贪大求洋，在“趋新”方面则是紧跟世界潮流。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亲贵的开明与新式做派，确实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1909年讨论修改刑律问题时，载沣说：“此次核定，须先将主义拿定完全，以世界为主，期合于人道之大凡，方不负先朝修改刑律之美意。”(11)1910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按中国几千年的条规，此举属于十恶不赦。但是，办案的善耆却显示了新风格，非但不杀，还给予汪精卫相当的礼遇。“此次汪兆铭一案，监国意主宽大，又得肃邸及内城总厅为之维持，故前日廷谕免死，将汪、黄二人交法部永远监禁。罗某则监禁十年。一切皆按文明之法相待，并闻朗贝勒将此案定拟时，先请庆亲王指示科刑办法，庆王答称摄政王意旨所在实为至善，若处以极刑，该党必益反对，恐有暴动之虞。各王大臣皆以为然。后由法部堂官说明，现值立宪时代，即取刑律草案大清现行律变通处罚如何。自庆王以下诸枢臣皆以为然。”以宪政的名义，体现出来的办事新风自然博得国内外舆论一致盛赞(12)。少壮亲贵的办事新风不仅表现在对革命党的宽容，还表现在对贵胄子弟不轨活动的严惩。同年，在烟台水师学堂实习的二十多名贵胄学堂学生，成绩不佳，却“挟贵骄人”，与平民学生极不融洽。他们在一次训练时，因失误引发了平民学生的哄笑，于是“宗室各学生竟引以为奇辱，相约退校回京。洵贝勒接到该省电报，初意俟接见该学生时稍加申斥，劝其仍行回校。不料该学生等不服贝勒劝谕，出言挺撞，贝勒大怒，遂将二十学生一律开除，并不准再入他项学校”。海军大臣载洵的处理手法与另一位趋新亲贵善耆如出一辙(13)。 显现文明气象的还有资政院的种种新举措。担任总裁的溥伦，对资政院的工作相当热心，参政内容处处模仿行宪国家。资政院开幕在即，“尤为中外观瞻所系”，一定要办得体面，事先演练细节，给记者留席位，不放过任何疏漏(14)。在军机们煞费苦心密谋未来国会如何限制民党时，载涛据理力争道：“两党互争政见，各国通例，若抑民党，何用议员？断不宜干预。”(15)甚至提出应开放“党禁”(16)。至于设责任内阁、召开国会等问题，趋新的少壮亲贵更是积极发声。 自放洋归国后，这些少壮亲贵锐意进取，奋发图强。载振归国后即建议实行商务、办学、路矿三大政(17)。1904年赴日本参加国际博览会，溥伦“遍视帝国大学、博物馆、陆军士官学校诸处”，当即提出要“规复”海军(18)。载洵归国后强烈要求“断发易服”(19)未果，第二次出洋时怕再遭耻笑而改穿军服(20)。载涛赴欧美访问，觉得发辫低垂令自己难堪，命令部下率先剪辫(但终归自己身为王室成员未敢擅自径剪)、改穿西装(21)，他还效仿他人，给美国华侨会捐款。1910年，载沣的两位胞弟因剪辫问题与众军机大闹，辩论再三，甚至“互相口角，两造声色俱厉，大触监国之怒”，以至于影响到军机的去留(22)。主管海军、陆军的载洵、载涛觉得，以中国之大，“若内外大臣实行痛处虚糜，共守维持国脉之心，想年省千数万两尚非难事”，缠着主管财政的载泽要军费，实在拿不到就向隆裕伸手(23)。他们急于振作，急于施展拳脚。一向谨慎小心的载沣不得不婉转地表示，载洵、载涛“虽敏锐有为，然求进之心太速，恐多贻误。且于政治阅历尚浅，非再经验三五年断难倚任”(24)。 清末改革顺应了世界潮流，是大势所趋，但追新、求高、速成的难度与代价甚高。改革不仅需要国力、财政支持，需要良好的内外环境，还需要智慧与能力。令人叹息的是，趋新少壮亲贵多无处理综合性、复杂性决策问题的能力。德龄评价他们说：“满人不想学习，他们非常自负、没有头脑，他们认为他们要什么有什么”，“他们想要的就是快乐，皇族中的青年子弟只考虑娱乐。摄政王不想学习，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兄弟们也不想学习”，“当他们在国外时，他们满脑子都是中国的改革，希望中国像欧洲和美国一样。可他们一回到中国，他们对人民的生活方式又表示满足了。我对此非常惊奇。有一次，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不得不以那样的方式生活，不得不感到满足’”(25)。德龄的评价与上述表现完全不同，看似形成了悖论，但实际反映了趋新少壮亲贵在说与做、思与行、时代进步与利己主义之间的内在紧张与理想冲突。他们拥抱时代的动因还羼杂着强烈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