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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之三，思想开明，性格开朗，好结交。 与外界往来既能开阔眼界，又能增长见识。1903年新政初起时，《大公报》刊载评论说：“近来京中各亲王贝子与外国官商往来者，惟醇王、肃王、振贝子三人为最密，改良中国之心亦最热，肃王不仅学英文，并请某西员教其子以西国兵法。”(41)此时载沣20岁、载振27岁，年长的善耆也只有37岁。据说载泽、载洵、载涛酷爱结交新式学生。由此有人讽刺说：“故学生一派乘之而起。若辈接近邸第，把持部务，若似乎在王公及部员之间，生出一重障碍也者。至部则曰‘王爷、公爷之意也’，在邸则又曰‘部员非此不可’，因而上下其手，甚至潜施毒计，以覆其宗。”(42) 跟善耆往来密切的汪荣宝，曾给他特制一方“好贤如缁衣”的闲章，形象地说明了善耆的性格特点(43)。而善耆则给归国留学生们安排工作，从而给清末城市建设和行政管理带来新风(44)。革命党人程家柽、谷思慎与善耆交往密切，甚至被延为幕僚。善耆称程家柽为“学界魁杰”，颇“引之以自重”“备道倾慕”“言之殷勤”(45)，还把程妻留在肃王府中教书。汪精卫暗杀未遂被捕后，善耆没有难为他，反而“再三慰问，极致钦祟”，这在亲贵中颇为罕见(46)。汪精卫被捕之前，早已因为鼓吹革命而名动大江南北。即便这样，善耆仍力主不杀，足见其开明与胆识。善耆的新潮绝不是无源之水。史载，他接受新思想的源头之一是看《民报》，据说当时他每期必读，期期不落(47)。不管善耆的出发点是什么，开明带来的社会影响无疑是积极的。 表现之四，政治上的不成熟及认识能力不足。 1902年，载振出访英国受到强烈震撼，回国后立即提出发展商务、路矿、学堂等建议。慈禧细问其详，载振回应说：“西国盛轨一时，不能遽臻，若日本今日情形，中国不难企及。”(48)1910年，海军大臣载洵抱定分购各国舰船的计划，曾说根本的办法是自己制造，但一时能力财力有所不逮，为了救急，只能采买，既可以“联络邦交”，也可以保守中国海军的机密(49)。年龄最小、阅历最少的是载涛，他出国后受的刺激最大。他深感“国势之危，千钧一发”，还经常为此伤心落泪。因此极力主张速练陆军，“有欲将中国一跃而为世界头等国之概”(50)。随即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昌言改革。谈及政纲，他直截了当地说，“欲破除今日政界积习，非持急进主义不可”(51)。皇族内阁宣布后，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在就职演说中讲道：“诚以交通时代与闭关时代不同，立宪时代又与专制时代不同。昔以保守为主者，今则以进取为宗。昔行消极主义，而可以保安者，今则非行积极主义不可以图存，是则大势所趋，不得不然。”(52) 政治上的不成熟还表现在保路运动兴起之后，少壮亲贵们的盲目乐观。保路运动、黄花岗起义发生后，亲贵不以为然，甚至说：“纵使广东亦叛，不过四川第二而已。彼广东无故尚有匪乱，何况今日有词可借，以此恫吓，殊不足畏，转是总督借端要挟，为可畏、可恶也。”他们错误估计形势，认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远比其他因素更高(53)。在辛亥革命已成燎原之势，汪荣宝等一伙年轻人跑到善耆家里问计时，善耆依旧相当乐观，他“以为东南各省之纷扰如同儿戏，倘中央政府立定脚跟，各省自然瓦解，并力劝余镇定，毋自惊扰”(5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