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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清末立宪的政治节奏 对立宪而言，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关键点是确立国家根本宪法，然后依法行宪。宪法的要素是民主、法制、人权。简单说，是限制政府的权利，扩大与保障人民的权利。民权得以扩大，皇权受到一定限制。清末少壮亲贵与其利益集团一样，追求的是在行宪前提下，保障贵族特权并设法最大化。载泽指出，“君主裁成于上，以总核之。其兴革诸政，大都由上下两议院议妥，而后经枢密院呈于君主签押施行”(59)。“总核”“签押”，看上去就没有实权。相比日本天皇，实际拥有17项军国权力，“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有丝毫下移，盖有过于中国者矣”。因此主张“君主立宪，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60)。他们确信，除了尊崇国体外，皇权毫发无损，这样的让步实在太划算。在他们看来，与皇权密切相关的皇族亲贵必将一体沾光(而他们不知道，在行宪的前提下，皇室的规模是应该受限制的)。可见，用宪法保障君权，确立“皇位永固”万世不变的格局，是清末宪政少壮亲贵的追求，日式宪政让他们备受鼓舞。亲贵们除了在密奏中讨论立宪的影响之外，还形成了标志性的总纲——“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在他们心里，治理国家的办法任由讨论，决策由朝廷做主。在后来面对第四次国会请愿压力时，他们就用这一句话训斥立宪派。可以说，他们尽可能地模糊宪政与专制皇权之间的尺度和界限，作为为自己辩护的万能工具，同时也包含了全部的悖论与紧张。 在认定立宪于君权无碍后，他们致力于消解君权神授与主权在民之间的理念冲突。如果说20世纪初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模式中找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揭示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君权神授的观念骗局的话，那么，在少壮亲贵这里，则努力把君权神授与主权在民之间的冲突消解掉。端方曾经告诉慈禧，立宪之后皇帝可以“世袭罔替”，这正是他们内心深处的追求。载泽说：“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其民俗有聪强勤朴之风，其治体有划一整齐之象，其富强之效，虽得力于改良律法，精练海陆军，奖励农工商各业，而其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自维新之初，即行强迫教育之制，国中男女皆入学校，人人知纳税充兵之义务，人人有尚武爱国之精神，法律以学而精，教术以学而备，道德以学而进，军旅以学而强，货产以学而富，工业以学而巧，不耻效人，不轻舍己，故能合欧化汉学镕铸而成日本之特色。虽其兴革诸政，未必全无流弊，然以三岛之地，经营二三十年，遂至抗衡列强，实亦未可轻量。至其法令条规，尤经彼国君臣屡修屡改，几费切磋，而后渐臻完密。”(61)当两者共存共荣、相得益彰的时候，消解冲突的工作便大功告成。 清末各派追新思潮有不同的发展节奏，一是止步于君主立宪的形式——以少壮亲贵为代表，他们笃信日式立宪，相信“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走下去便是“抗衡列强，实亦未可轻量”，其间最大的麻烦不过是“屡修屡改，几费切磋，而后渐臻完密”。二是同样追求君主立宪形式的立宪派和开明的地方督抚，前者目的是限制君权，扩大民权，用相对缓和的节奏促进中国政治制度的更新，后者则是在中央地方矛盾中占得优势地位(分权)。三是以先进知识分子、志士仁人为代表的“取法乎上”，比对两者优劣后，他们更倾向于民主共和(62)。此外，还有如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毕其功于一役”，绕过资本阶段，直接进行社会革命。再如无政府主义更激进的政治主张，等等。 细究君主立宪，英式与日式有本质区别。在社会大众的理解中，预备立宪应该是英式的分权式立宪。其要点是虚君，君主不主事，带有明显的荣誉象征性，这样可以保全君主至高无上，永远不犯错误。而清皇族的核心亲贵们能接受的是日式的，实际上是君主立宪的变种。英式君主立宪是在资产阶级重压之下，国王和贵族妥协的结果。而日式君主立宪则来源于中央集权战胜幕府的分权与“割据”。由于起源、形成机制的区别，天皇的权力是实在的，不是象征。从明治到昭和，两位天皇的权力相当大。1910年，帮助善耆草拟奏折的汪荣宝，在要点里以“(甲)天皇之英断(乙)伊藤博文自述之语”提及日本国制宪的历史(63)。从中可以看出，载泽、善耆、溥伦等亲贵往来频繁，对各种立宪文件进行反复磋商推敲。1911年，汪荣宝等人一起草拟宪法，“定议采日本宪法主义，而条件加严”，“敬悉第四批宪草，摄邸颇有删改，大抵以日本宪法为依据，不欲有所出入也”(64)。期待英式立宪而行之日式立宪的悖论，在皇族内阁尚未出笼的时候，一直被立宪的热闹场面掩盖着，即使公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天下一片哗然后，少壮亲贵也没有停下脚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