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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少壮亲贵的性格特征 20世纪初年，在内外压力及时代感召的驱使下，少壮亲贵走上了立宪趋新之路。强烈的危机意识、救亡志向，加之身世赐予的当仁不让，促使他们迅速崛起并风光无限。在立宪趋新的道路上，他们的性格特征迅速升腾为决定性的一方。 表现之一，是与他们年龄密切相关的不服输的朝气。 1901年，载沣赴德谢罪，行程日记中记载的多是富强之事，表达他强烈的复兴愿望(26)。在他1909年摄政伊始，舆论一片颂扬之声。有夸赞他“生平喜阅西书，深知世界大势，凡应兴应革事宜，见解特异。对于国会，希望成立之心异常深切。刻闻王拟将国丧办妥后，与军机大臣协商预备一切事宜，果断施行，以期挽回因循之痼习”(27)。赫兰德评价他“威严尊贵，聪明过人，话虽不多，但与人交谈时总能找到话题，不至于冷场。他不好闲聊，但与自己的平级在一起时，却也是妙语连珠，非常幽默诙谐”(28)。言语之间虽有过誉之嫌，但那种年轻的气息跃然纸上。新晋度支部尚书亲贵载泽，办事积极，“命各司员于八钟到署，十二钟散值，毋庸衣冠”，刮起一股官场新风。当然，“惜于部事尚少阅历，故司员呈堂画稿，虽留心考察，终属茫无头绪云。然吾谓较有阅历而不肯留心考察者犹稍愈焉”(29)。载洵第一次出国每每因发辫与装束感到难堪，第二次出访干脆改穿军服以壮声威(30)。载涛访英虽屡屡受挫，但成行之后终于在骑术上给自己及皇室挣足了面子(31)。诸如此类，皆是一股奋发之气，在清末政治中相当抢眼。 1910年间，风头正劲的少壮亲贵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上下(如下表)。  表现之二，是与身份、地位有关的敢于任事，不讲情面，敢言、敢作、敢当。 以剪辫易服为例。在国内，少壮亲贵发辫被赞优雅美丽(32)。但走出国门后，他们却深感自己发辫所带来的难堪。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归国后，载泽率先倡议剪辫，遭到慈禧的痛斥(33)。到载洵、载涛受辱之后，这个问题再次突显出来。载涛坚“请全国上下剪去发辫，以示实力欧化”(34)，最早出洋的少壮亲贵载振，曾借立宪之机提出“归并八旗”，这一激进的想法让慈禧大动肝火(35)。 少壮亲贵虽因过急过激受到压制，但趋新热情却屡挫屡奋。载振自己不想学习，但不妨碍他提出大兴教育的计划，他曾力言教育的种种作用，以至于原本痛恨新式学生的慈禧也动了心思(36)。善耆在崇文门税务管理、兴办现代警察、改革城市管理等方面都有建树(37)。预备立宪开始后，作为第一批出访大臣之一的载泽，指出中国为什么不能长治久安，就是因为没有好制度，责任内阁的设立等同于“汤武革命”(38)。他还对几百年间满人自称“奴才”的陋习痛加批驳，认为搞立宪就需要拒称奴才，推文明之风(39)。1910年日本悍然吞并朝鲜，中国朝野极为震惊，一时间舆论哗然，多以力言危机、呼吁觉悟、防范日本为言。日本驻华大使“伊集院近以京外各报登载日本并韩种种情形，于该国有所不利，特向外务部要求代为禁止”。外务部官员对日本的恫吓惊恐万分，赶紧请示主持民政事务的善耆，善耆断然拒绝道：“日韩合并已经实行，各报所纪均属事实，即所撰之论说、时评亦不过借韩之灭亡以警惕国民政府，不犯公法，不违报律。本部实无禁止之理由，外人尤无要求之借口。贵部既不即时拒驳反商之于本部堂，本部堂不能为此无理之取缔，即使钦奉谕旨，亦难遵办。且此事各国报纸纷纷登载，不识该公使均请禁止乎？抑专禁止中国乎？”(40)这样的外交辞令，在清末国际交往处于劣势的境况下难得一见。善耆不仅了解政情、了解宪政、敢言，还敢干。毫无疑问，即便对中外大势有了解，有见识、有远见，若没有近支王公地位，没有敢言敢干的性格，也很难在清末立宪中走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