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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重矛盾中，少壮亲贵们的急于求成、慌不择路引发了道路偏转。由于少壮亲贵在海外镀金之时看“洋画”等负面消息，不仅导致其出“洋相”，丢颜面，更加重了人们对他们的不信任与质疑(74)。到辛亥革命时，在“王公贵人之府第，平添警备，持戟荷戈之士，夹陛而纷陈。趋朝赴署之时，则武夫前呵，壮兵后拥，不敢一露其颜色。甚且托病不出，以谋藏身之固”。甚至在形势尚未吃紧时，京师已是风声鹤唳，大量官员携家眷外逃，以至于京奉铁路快车头等车厢内，“亲贵夫人占其大半”。时人讥讽道：“是乱党之势力未能骚扰至全国，而政府先自骚扰也；乱党之气焰未能摄天下之心，而政府反助之扩张也。”(75)此时最悲哀的还是隆裕，她哀叹说：“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事后却说现成话，甚至纷纷躲避。只知性命财产，置我寡妇孤儿于不顾。”(76)清末纷纷扰扰的立宪终于在摧枯拉朽中收场。 立宪民主是20世纪的世界性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少壮亲贵追新立宪是大势所趋。在多数宗室贵族懵懂不觉的时候，他们力主立宪，力主追新，这一点显得难能可贵。载泽说：“奴才谊属宗支，休戚之事，与国共之，使茫无所见，万不敢于重大之事卤莽陈言，诚以遍观各国，激刺在心，若不竭尽其愚，实属辜负天恩，无以对皇太后、皇上。”(77)况且，他们的目的不仅是护佑大清江山：“方今列强逼迫，合中国全体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78)宗室恒均说：“使中国存在于二十世纪之宇内，非满人之利，亦非汉人之利，中国之利也；使其遽跻于亡，非满人之害，亦非汉人之害，中国之害也。”(79)1906年，载泽在《考察政治日记》序言里，讨论“用极”与“用中”的区别：“至用中而弊，虽云致弱，然使人皆修勉于道德，举国上下，同力一心，正可利用此有余之物力，以善其后，安见旧邦之不可以维新也！”在分析了民族发展的利弊得失之后，他又说：“愿我士夫，于事理之曲折，非有真知，勿为高论，务虚中以研究，蕲适用而救时也。又闻彼国俗之胜者，民质直而知耻。古者论才，惟判枉直。三代直道，行于斯民。故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又曰：道政齐刑，民免而无耻；道德齐礼，有耻且格。孔子于民之直于耻，三致意焉。岂不以此定人格之崇卑，兆国家之治忽哉。愿我国人，以明耻励自治之精神，以秉直养高尚之人格。庶国势日进，闻实昭于天壤，传永永而无穷也。”(80)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认同。 关于对清末新政、预备立宪讨论措施是否适当，顺序是否颠倒，真情还是假意等进行追问，在这里完全没有意义，真正导致王朝崩溃的关键性因素还是当时满汉这一对根本的、无法妥协的矛盾(81)。在融入世界潮流，面临抉择等关键性挑战的时候，民族国家、国家民族、中华民族内部种种复合型的矛盾羼杂期间，或许遮蔽了很多时代进步的东西，实属历史的悲哀。 笔者常用“权贵”指统治集团中位高权重、地位显赫的群体。本文“亲贵”指“宗室王公”，属于宗室之亲(清人常用)。“政治心态”指人们对政治过程和政治生活的心理反映，表现为政治动机、政治态度、政治情绪、政治信念等。在新文化史语境中，指某个群体在一定时间空间里的“集体无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