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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读东方学系 自学了一阵子汉语，魏根深感到自己应该换个专业去读中国历史。他找到国王学院的教授，提出想转到东方学系，但教授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这样的转系需要许多准备，至少得提前学习古汉语。魏根深告诉教授他同样认同这些准备的需要，但他认为这应该由学校为他创造条件。教授答应他再想想。半年后，魏根深的申请得到批复。 1962年，21岁的魏根深大三，本该是毕业生的他（剑桥本科是3年学制），成了东方学系的一名新学生，并为此延期读了4年本科。当时，很少有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东方学系异常冷门，尽管课程内容囊括了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各类相关内容，但全班统共只有五六个学生。“那个时代，没有人要学习中文，大家都要学习俄语。”魏根深说，当时流行一种说法：If you are an optimist, study Russian. If you are a pessimist, you learn Chinese.（如果你是乐观主义者，就学习俄语；如果你是悲观主义者，才学习中文）。“因为冷战的关系，学俄语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学中文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出路。” 魏根深的古汉语是一位荷兰老师教的，另有两名中国老师教中国历史和文学，一位是考古学家郑德坤，另一位是张心沧。在魏根深看来，张心沧更有趣，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国人性格中的委婉含蓄。张心沧从来不批评学生，学生犯了错误，他只是说“很好，但是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于是，调皮的学生们故意犯些越来越不像话的错，希望听张心沧说一句“不对”，“但我们始终没等到这天，他总是说‘好，好’”。 除了课堂学习，平时魏根深也很抓紧自己的汉语训练。由于剑桥没有开设汉语口语课，到了暑假，他就报了个在伦敦就读的暑期课程。他经常随身带个小盒子，里面装满了写着汉语的小卡片，“满脑子都是汉字”。一天，他来到国王学院的图书馆，竟然盯着一名女图书管理员的头发发了好一阵的呆。“您的头发组合成了几个汉字。”魏根深向对方解释道。说到这里，魏根深笑起来，“当时学汉语学得有点小疯狂呢！” 进入东方学系就读后，魏根深一直在找机会去中国。当时英国还没有中国大使馆，只有一个代办处。不过，这个代办处的所在地——波特兰大街49号大楼（今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很吸引魏根深。学习中国历史时，他了解了这栋楼的过去：清政府在英设立外交机构起，这栋楼即作为中国驻英公使馆、大使馆短期租用。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前去探望香港西医学院老师康德黎，路经波特兰大街时，早就盯梢孙中山的清公使馆官员邓延铿以广东老乡身份诱骗他进入公使馆喝茶，并将其关押在3楼一个靠窗的小房间内。后来，孙中山经过反复努力，做通了公使馆英籍工人柯尔和使馆女管家霍维夫人的工作，让他们告知康德黎自己被囚禁。康德黎几经奔走，又通过媒体呼吁，终于在孙中山被囚禁的第12天，由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出面照会清公使馆，依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孙中山被予以释放。 “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一出，还会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吗？这个地方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啊！”魏根深说，他带着剑桥大学李约瑟（Joseph Needham）教授写的介绍信，来到了代办处。没想到，当时“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并不对外开放。他有些沮丧，但更大的沮丧很快到来——代办处的工作人员听完他的诉求，递给他一张纸，上面是一个地址，并告诉他如果想去中国旅游可以找这家公司，但旅行时间不能超过两周。“其实他们是不愿意外国人到中国去。”魏根深说，这与他书上读到的17世纪30年代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时期的日本非常相似，“没想到，学了2年中文，最后中国不欢迎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