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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中文看中国 魏根深说，自己刚来中国时，只会背《孟子》，不会说现代汉语。“我逢人就说‘久仰’，而不会用‘吃过了吗’打招呼。”就像那天去北京站接他的女孩一样，说的英语虽然发音标准，但用词却已然过时。 到了北京语言学院，他发现了一个专门教外国人中文的小班。这个班每天教学，恰好和魏根深的课表岔开，王还鼓励他去班里学习。他记得，班里最多时有60多个学生，多是来自亚洲地区的留学生，有日本人、朝鲜人，绝大多数是越南人。学校里其他外国老师对这个班不感兴趣，所以全班只有他一个是教职人员。 除了上中文课，他还通过广播电台练习中文听力。后来他发现，广播里念的通常和《人民日报》上刊发的稿件一模一样，“如果哪里没听懂，我就对着报纸看”。就这样，他的中文水平飞速提高起来。 周末，魏根深通常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兼职做英语配音和中译英的工作。“制片厂的工资不高，但非常有趣。”他说，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中国人，但也碰到了一些无厘头的事。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女导演，她对配音的要求似乎很苛刻，经常让他一句话录上20到30遍。更让他崩溃的是，这位女导演不懂英语，却时刻充满“警惕”。魏根深曾做过电影《女跳水队员》的翻译，当时他把片名 译作“Down to the Pool in Slips”，女导演看后掰着手指对他说：“‘女跳水队员’是5个字，你的英文怎么有6个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无奈之下，魏根深只能将片名调整成5个单词，翻成“Female Members of Collective Diveteam”后再交给她，对方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他还给外文出版社翻译过《九颗红星向祖国》，但直至1966年他离开中国时，英译本仍不见出版。后来他才知道，那时的北京外文出版社已经不能印刷《毛泽东选集》以外的任何著作了。 他曾去国家图书馆（当时在北海公园附近）想查阅一本关于明朝的书，图书馆不允许他进入，直到北京语言学院给他写了份情况说明才被放行。“那时候的图书馆管理员，看护的好像不是书，而是国家机密。”更让他觉得匪夷的是，一些在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读书、工作的朋友告诉他，他们的图书馆里有许多国外的学术期刊，但是都被锁起来了，连内部人员都不能借阅。 在魏根深看来，那时候的中国跟今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有着相当明显的时代特征。他印象最深的是总有填不完的表：去任何单位拜访，都要先在一张出入证之类的表上填上个人信息，走时还得填离开时间；那时北京一共20辆出租车，每次打车前也得填表，写明从哪里上车、到哪里下车。 根据规定，外国人是不能独自外出旅游的，必须报备警察局，还要安排地陪。这虽然繁琐，但魏根深还是尽力把握每次可能的出行机会。他挺喜欢平平常常的中国人，尤其是当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热忱的时候。 他去过无锡。走在街上，孩子们嬉笑着追着他跑，嘴里喊着：“苏联叔叔！苏联叔叔！” 他去过上海。人们在大马路上停下脚步，友好地跟他打招呼，问他从哪里来，是做什么的。他开玩笑说自己是美军飞行员，大家惊叹起来，又追问他的飞机是什么样的。 他去过西安。把地陪灌醉后，晚上一个人溜出去逛马路。人们好奇地打量着他，见他会说中文，又七嘴八舌地发问。有些男人问他非洲女人是不是很胖，他说他没见过，对方很遗憾。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他们与世界联通的一扇窗。 他去过香港。当他兴奋地告诉北京语言学院的师友，说自己有机会赴港时，通常只会换来担心的面孔。师友们讲报上说香港很危险，到处是杀人犯、走私犯、小偷，让他没事别到街上去。他去了以后发现，还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只是一处安静的小地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