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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教育的“第一任驻华大使” 1975年5月，魏根深到日本的第二年，他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准备欧共体与中国的建交。“我参与了欧委会委员对中国的所有访问，也参与了欧共体与中国建交的全程谈判，没想到这竟然花了20年。”魏根深说，那些年他的工作时间是从醒来以后到入睡之前，休息日都被非正式洽谈占据。 上世纪70年代，没有航班从东京直飞北京，唯一的办法是先飞到香港，再进入内地。魏根深曾频繁往返于东京—香港—北京，经常是刚下了一架飞机，又要登上另一架飞机，而且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他还记得第一次为了建交事宜“跑腿”的经过，那是为了安排欧共体委员与周恩来的见面：他先从东京飞抵香港，找新华社驻港分社开具一张证明，而后拿着证明到深圳罗湖，与北京来的中国外交官碰面，再一同去北京。 1979年，魏根深回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在欧共体总部外事司中国处任职，“专攻”与中国的建交事宜。这使得他与不少中国领导人有过私人交往，比如，同邓小平吃过饭。他也记得不少双方高层领导人的趣事，有些还写进了《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他记得当时中方负责谈判的时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能说多国外语，能喝酒，喜欢吃辣。而那次欧共体访华团派出的代表，也就是魏根深的上司，是丘吉尔的女婿索梅斯勋爵（Lord Soames），他也能喝酒，喜欢吃辣。“吃了饭以后，他们俩很快成了好朋友，谈判进行得很顺利。” 1982年，魏根深调任欧共体驻东亚曼谷代表团的代办助理，经常往返于东亚及东南亚各国，仅1986年一年他就出访了43次当地国家，进行各种谈判、发言等。令他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2月，他在菲律宾目击了独裁者马科斯总统对阵阿基诺夫人竞选总统时的公开讲演。“那是晚上，下着大雨，站在马路上听马科斯讲话的人不多，没想到这竟然是他的最后一场演讲。”魏根深说，他当时就像现在的特派记者一样，与欧共体外交部长会议做现场电话连线。 1988年，魏根深再次回到欧共体总部，担任亚洲处处长和东南亚处处长。“在欧共体的晋升路径很长，速度很慢，这让我联想到中国封建社会时候士大夫的晋升途径。”魏根深说，他一共花了20年才成为一名主任级官员。 1993年，欧盟正式成立。1994年8月26日，魏根深向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递交了国书，成为欧委会驻中国代表团团长和驻华大使。为此，英国女王接见了他，并问他中文是不是很难学。他回答：“是的，我第一次见您时就开始学了。”女王很诧异，问他们什么时候见过，魏根深说她一定不记得了，当时是她去剑桥看一幅鲁本斯的画的时候。“女王说，噢那是1962年……7月。天哪，她居然记得！” 1994年，魏根深第二次被官方赋予身份来中国工作，距离他与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恰好过去了30年。“中国发生了很多改变，中国人也发生了很多改变，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人们对于教育的关注。”魏根深说，在他之前负责中国事务的欧盟官员是法国人，可能是受了法国政府的影响，致力于发展常规农业项目，比如把法国多余的奶粉输送到其他国家，“但这是中国人真正需要的吗？我想不是，我给上司写了长达50页的报告，告诉欧盟中国人希望从欧洲获得什么，那就是更好的教育合作，我们必须将常规农业项目转换、聚焦到教育项目上。”魏根深说，根据他这么多年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在吃饱穿暖之后，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最想做的就是希望自己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及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提高他们的教育质量。 从1990年代初起，魏根深常去大陆偏远山村调研义务教育的情况。“在看过那些条件非常好的学校之后，我通常告诉地方官员，我想再去看看他们那里最穷的学校。”他去过湖南的农村，发现在有些村寨父母不允许女孩念书，而是要她们在家干活；他走过四川边境的盘山公路，看到了在土坡上建的学校，那里没有厕所，孩子们还要挤着睡在学校里；他去陕西的大山里，老师们从来没离开过自己的县，由于水质不好，有些孩子先天肢体残疾；他跑过甘肃的山区，发现有些孩子至今住在山洞里，要走很久才能到学校……他每到一个学校就让孩子们去黑板上写自己的名字，背诵九九乘法表，孩子们都很踊跃，表现很好。这让魏根深感到很难过，物质条件的各种匮乏，导致孩子们的教育水平普遍跟不上。这让他经常想起一个人——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他最早的“汉语老师”侯新球。“所以，我从1994年任职到2001年离任，一直是以增加欧盟对华援助作为首要任务。7年里，欧盟的援助数目从4千万美元增加到了3亿美元，其中1亿3千万美元是用于教育合作的。” 在基础教育之外，教育合作的一大投入是用于高等教育。魏根深曾牵头做过一个至今为人称道的项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他说，中国政府高层相当支持这个项目，所以推进非常顺利。这个项目最早是在教育部的指导下进行的，1984年在北京成立了欧洲共同体管理项目，1989年更名为中国—欧洲共同体管理中心。但当时项目遇到过一个瓶颈，就是北京市教育局不同意授予学生学位。结果上海政府很热情，不仅愿意批土地建校园，还乐意授予学生学位。于是，1994年3月，中国—欧洲共同体管理中心从北京迁到上海。当年11月8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上海成立。如今，这所商学院在2016年《金融时报》全球商学院排名中位列第17，在中国大陆商学院中排名榜首。 就中国事务而言，在出任欧盟驻中国代表团团长之外，魏根深当时还担任了中国申请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欧盟谈判组副组长。“15年的谈判，那真是噩梦！”魏根深笑着说，从1986年申请重返关贸总协定以来，中国为复关和加入WTO一直在连续谈判。最忙碌的时候，他需要2个秘书协调安排他的日程，不停地见各种不同的专家、官员，“一天吃3顿午饭”。最让他无奈的，是休息日永远全部排满，因为人人都觉得他双休日肯定会有空闲时间，“如果我答应周六周日和他们碰面，听起来好像朋友会面，是非正式的，但这根本不轻松，因为当天涉及的所有话题和回答都是一切正式会谈的准备和铺垫”。 曾有媒体报道，魏根深是让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平生唯一一次流泪的人。魏根深说，龙永图确实当着他的面哭过，“但并不是因为我”。魏根深坦言，龙永图是谈判代表和协调员，面对欧盟提出的入关条件，他是无权答应的，因为这些条件通常涉及很多部门，而决策层的官衔又可能比龙永图的要高。比如，欧盟提出入关后外资银行要进入中国，中国银行方面回复说外资银行可以在5年内进入，但是不能经营人民币。这样一来，龙永图又只能回过头去跟欧盟谈。“出现过很多次僵局，龙永图本人很无奈，很为难，所以他会哭。我很理解他，龙永图确实很了不起，很不简单！” 魏根深坦言，从1974年进入欧共体工作开始，他一直都在高强度下工作。“我觉得非常累，需要休息，我的人生也需要换一种过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