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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魏根深” 1966年7月7日，魏根深结束了与北京语言学院签订的两年合约，前往美国继续学业。其实，他在剑桥大学获得本科、硕士学位后，就已经申请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入学资格。当收到普林斯顿的入学通知时，他已经通过了中国代办处的面试，于是他告知普林斯顿的老师自己要去中国教两年书，对方表示这是极为珍贵的机会，学校愿意为他保留学籍。 到了普林斯顿，大家都对魏根深的中国经历很好奇——那时中美还未建交，普林斯顿还没见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人呢。学校请魏根深做一场报告，讲讲他的中国经历，现场座无虚席。在问答环节，魏根深收到了很多奇怪的问题。一名校报记者问他，中国人民是不是都在挨饿？他回答没有，他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中国确实粮食紧缺，但从1963年起情况有了很大好转。 没想到，第二天他的讲座新闻登上学生报纸时，报道的是 “Pinko Wilkinson says Chinese are not starving（红色魏根深：中国人并没有挨饿）”。魏根深很无语，他陈述的是客观情况，但这名记者显然认为他是在为中国说好话。他马上找到系主任，而后联系到报纸的编辑，谈了自己的想法。第三天，报上登了一则更正消息，表示他们可能对魏根深先生有所误解。 又过了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是“the Company”(即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打来的。他被带到校园外的一个小房间，眼前是一张北京地图。“你能指出北京所有公共电话的位置吗？我们探测不到。”CIA的探员对他说。魏根深听完笑起来，他告诉探员，不是他们的探测器出了问题，而是北京根本没有公共电话。“那时候电话在北京可是稀缺品，只有重要的机关和公司才会有啊！” 跟CIA的探员告别，魏根深忽然觉得，CIA的提问与那些他在无锡、上海、西安遭到的古怪提问，本质上不是一样的吗？“那时候，彼此都有太多误解了。” 根据东亚研究院对博士生的培养方案，1967年，魏根深获得了去东京访学一年的机会。那时，恰逢日本发生“学生纷争”——激进的学生占领东京有名的高校及书店林立的神田区，建立所谓的“神田解放区”，并与警方对峙冲突。在那一年里，每当一所大学因为运动停课，他就去另一间大学就读，“逃难”似地辗转于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最后到了东洋文库。这一幕真是似曾相识，好像又见到了离开中国前目睹的疯狂与不可思议。 1970年，魏根深在普林斯顿接受了刘子健和牟复礼的指导，完成博士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1971年，他先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学。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向中心主任费正清提起自己有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笔记。费正清看了其中一章，便敦促魏根深尽快将笔记成书，这便有了至今仍在不断修订的《中国历史研究手册》的雏形——《中国近代以前历史研究手册（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A Research Guide）》。1973年，这本《手册》作为哈佛东亚专刊第49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哈佛访学时，魏根深已经获得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职，教授远东历史学。不过，去伦敦大学报到时接受的“训话”让魏根深不甚满意。他记得一个教务主任模样的人先讲了伦敦大学机构如何庞杂，而后表示如果教职人员在20年内工作认真且成果显著，那么就有机会加入学校的高层组织，就是说可以成为图书馆买书委员会的一员。“这太老派了！”魏根深说，当时和他一同入职的还有2名年轻教师，听完这番话，大家都认为这不是他们要去的地方，纷纷以最快速度离开了。尽管后来从该学院的历史上可以查到，魏根深当时已经被官方看作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最有前途的汉学家”。 1973年，魏根深打算去中国山东继续学术研究。那时，他刚翻译完《山东清代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景甦、罗仑著，1959）一书，很想深入研究下这部分内容。他联系了一位曾经认识过的部长，提出他想去济南访学半年，但遭到婉拒。后来他才知道，根据规定，当时外国学者都不允许进入中国，更别提在中国研究中国了。“我的目的很单纯，我只想做学术研究，但在那个时候，‘外国人’几乎等同于‘特务’。”魏根深说。 无奈之下，魏根深只能转而继续对日本的研究。在日本期间，极有商业头脑的他将不少日本画销售到欧洲市场，并偶然地结识了一名法国政要。没想到，这场邂逅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