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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根深和他的中国往事(4)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文汇报 单颖文 参加讨论

    自编教材的老师
    在中国,魏根深的第一任上司是语言学家王还(1915—2012)。王还是北大的比较文学家杨周翰的太太,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曾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任教,还在剑桥大学当过汉语教员。1950年归国后,她回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之后再调入北京语言学院工作。魏根深对王还的评价是,“她的英语比英国人的还要好。”
    起初,他总是根据英语“my boss”的翻译,称王还为“我的老板”,结果每次都要被周围的中国人纠正。“他们对我说,你不能叫她‘老板’,你不能用过去的语言啊!这是新中国,我们都平等的,只有同志或者领导。”
    魏根深记得,王还给他布置的第一项工作,是编写一部英语教材。原来,那时候北京语言学院刚刚成立2年,什么教材、课本都没有。“我问王还给我多久时间编写教材,她说,2个星期。”
    开学后,魏根深的教学任务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和另一名上海籍的新教师邹桂新一起教出国生班的英语。出国生班里共16人,年龄与魏根深一般大,都是22岁、23岁刚刚本科毕业的男生。根据当时的计划,他们即将作为中国专家被派往非洲,但由于不久后的政治风暴,最后一个人也没去成。
    魏根深非常喜爱也相当认可这个班的学生。5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所有人的名字,说得出他们的二三事,甚至有些至今保持联系。“当时没多少人能有机会读大学,这些学生可谓是万里挑一,他们有些人在语言学习方面相当有天赋,有些天赋一般的学生也极为努力。”他说,“我很被感染,非常认真地为他们上课,有时候甚至上到夜里。”
    他的另一个任务是教中国籍英语老师高级英语。魏根深说,这些教师英语语法都掌握得不错,但是口语不行。而且,他们也没有教科书。王还又找到他,说:“你是坐火车来的,肯定带了不少英语书吧。”魏根深听完哭笑不得,他其实就带了两本英语读物。其中一本是多丽丝·莱辛的小说集,考虑到书里都是高级英语用词,他推荐将这本文学作品作为教材。那时候,复印机还是罕见之物,魏根深亲眼看到学校里的一名教师将这本厚书的每一页用打字机打出来,而后用油印机印了10余本。现在想来,魏根深仍震惊于这样的工作量。
    讲座带来友谊
    刚到中国时,魏根深和戴安娜被安排住在友谊宾馆。过了一阵子,魏根深去找当时的校长王亦山,说他想搬到学校里住教师宿舍。王亦山告诉他,宿舍条件艰苦,跟他在友谊宾馆的三室一厅套房不能比。他说他并不介意物质条件,但他住在友谊宾馆几乎碰不到中国人,“我不是为了和那些苏联专家、拉美革命人士接触才来中国的”。王亦山有些犹豫,因为按规定外籍人士是不能住在学校里的,不过他答应尽力帮魏根深去争取。
    不久之后,魏根深如愿搬进了教师宿舍,开始了“确实不同的生活”。每顿饭他都去学校食堂吃,他被分到一些粮票,还有两个碗——一个用来盛饭,一个用来盛白菜或者窝窝头。一天,有个同事问他:“你觉得窝窝头好吃吗?”“哦,那真是比沙子还难吃。”魏根深皱着眉回答道。他至今记得,那名同事听完后满脸通红地冲他吼道:“当很多中国人还在挨饿的时候,你却在吃窝窝头,你知道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吗?”魏根深连连道歉,只能解释自己还没习惯这里的饮食。
    食堂的饭菜很糟,但在魏根深看来,更糟的是食堂的氛围。“没有人跟我说话。”他说,在大概可以容纳600个人的食堂里,他是唯一的外国人。别的老师经常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聊天、嬉笑,但只要他走过去坐下,他们就站起身换到其他桌子去。
    就这样过了两三个月,魏根深又去找王亦山。“我听说你们中国人是很友好的,但为什么这么对我?”王亦山听完他的“控诉”,表示会在下一次学校会议上帮他征集2名志愿者,专门陪他聊天。一天晚上7点,魏根深的宿舍门被敲响,进来2名教师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了半小时。这时,其中一名教师看了下手表说:“7点半了,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先告辞了。”后来魏根深才知道,王亦山在大会上征询志愿者时,台下一片寂静,这2名所谓的“志愿者”是学校硬性安排的。
    在学校里,和魏根深接触最多的人是邹桂新。一天,邹桂新面露难色地对他说,请他不要跟自己谈政治相关话题。“我是党员,每周五得提交你的思想动态汇报,你跟我谈政治让我很难办,你就跟我谈谈天气、体育这些吧。”
    好在学生们对魏根深不错,他们带他去长城、颐和园游玩,甚至偷偷带他参加京密引水渠的开挖。1965年11月,魏根深跟着学生们去村里待了半个月。白天,他跟大家唱着“从密云到北京唉唉哎呀”一起干活;晚上,他和学生们睡在村民家的炕上,村民则睡在地上。“那是非常有趣的经历。”他说,略有遗憾的是,本来学生告诉他可以和村民聊天,但到了以后他发现根本没这个可能,“太累了,而且村民说的土话我根本听不懂。这地方离北京才10多公里,谁会想到我们竟然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研究中国语言提供了论据。
    魏根深还跟学生们去过几次乡下干农活。他记得有次种土豆的时候,一起干活的人问他是不是感觉很新鲜,他很认真地告诉对方:“这些农活我从小都会干,我家比你们家穷得多。”此话一出,人们在半信半疑间关注起了魏根深的家庭出身。魏根深干脆在北京语言学院做了场讲座,图文并茂地向众人介绍他自己。那一天,去听讲座的人很多。魏根深告诉大家,自己出生于英国伦敦附近的小村落,13岁时就去伦敦的餐馆洗盘子挣钱,并换取免费的食物。他16岁时读完了弗莫尔(Patrick Leigh Fermor)写的《沉默时间》(A Time to Keep Silence)一书,跟随作者脚步去了法国、希腊深山里的修道院过苦行僧的生活。后来,他就两国修道院之间的不同写了篇论文,赢得了剑桥大学奖学金,供自己读完了4年本科。他还展示了在剑桥大学念书时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在校园里拍的,画面上四五个人正围着一名穿着高级套装的女士聊天,“她是伊丽莎白女王,在她旁边的就是我”。
    那场讲座之后,魏根深发现身边的人对他的态度好了起来。“他们对我说,原来你不是资本家,你是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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