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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然刻石虽然找不到，但并非不存在。从清代以来，陆陆续续在离杭爱山不远的新疆天山的东部，发现了汉人与匈奴战争之后留下来的石刻，有些距离燕然勒铭的时间只有四年。用这些后来的石刻，是可以印证燕然勒铭的存在的。1981年，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当时自治区博物馆馆长李遇春在调研中发现了一块1965年就被搜集来的石刻，字迹斑驳，但李遇春发现里面留下了一些关键字，使得碑文的大概内容已经明了。时间、地点、人物，都有。时间是永元五年——公元93年，即公元89年燕然勒铭以后的四年；有一个叫任尚的人，在巴里坤湖畔留下了这一块碑刻。巴里坤与杭爱山的直线距离不远，在燕然山战争的前后，大部分的匈奴人已经据守在巴里坤湖一隅——汉人习惯把这个湖称作“海”，这块永元五年碑和后面说到的《裴岑碑》都这样表示——与汉军僵持，所以这里是匈奴在东汉后期的大本营。这个碑刻记载的，肯定是任尚跟匈奴余部战争中一场新的胜利。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任尚这个人，在《后汉书》的记载中，出现在永元三年以来历次重要的汉匈事件中。虽然那块石刻只留下了十几个字，但是任尚的名字留下来了，年代留下来了，地点又在汉匈战争非常重要的战场；而任尚呢，恰恰跟随窦宪参加了燕然山战争，因战功被任命持节卫护伊吾，天山东部这一守土的职责就交给他了。因此，可以推想：任尚是在此地的某次胜利之后，学习了他的前首长窦宪的方法，刻石纪功。任尚在刻石纪功形式的发扬光大上作出了贡献，它不仅印证了窦宪勒铭燕然的事实性，也将燕然刻石纪功约定俗成为边塞战争胜利的必然程序。这块碑，后来称作《任尚碑》。 比《任尚碑》的年代稍晚，在此地被发现的是另外一方称作《裴岑碑》的纪功碑。这块碑铭刻的时间是永和二年，即公元137年，与《任尚碑》相隔四十多年。《裴岑碑》在雍正年间就被发现了，《裴岑碑》的文字保留非常完整，讲的是敦煌太守裴岑带着三千人的部队和匈奴呼衍王作战，“斩馘部众”，把所有匈奴军队都灭了，然后“立海祠以表万世”，就是让世世代代人都能记住战争的胜利。这个事件在史书中没有记载，后来马雍先生分析，可能是东汉晚期很多史料因为战乱而丢失，加之历史书的编纂本身也有选择史料的问题。《裴岑碑》在雍正年间被发现，在紧接着的乾隆以来朴学兴起、碑学兴盛的背景下，从历史和书法考证的角度，都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因为它是从中国最西部的地方新出现的汉文资料，不仅其由篆入隶的书写轨迹可辨，且也证明了汉匈之间的战争细节。这块碑也因此不断被捶拓、临摹。 再后来，又发现一块纪功碑，碑文刻凿的时间距《裴岑碑》仅三年，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它的发现与《裴岑碑》一样，和清代在西域的战争有关。清军在征服准噶尔的战争过程中，常走一些偏僻的山路，这些路在两千年以前也是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非常重要的战争之路。战争的相似性使清军在与汉代重合的行军途中发现了这块叫“焕彩沟石刻”的大石头。碑文写的是“云中沙海侯获”在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发生的一个事件，无疑，它也跟匈奴的战争有关系。 所以，这五十年间发现的纪功碑可以反证：燕然刻石是作为一种传统被后世继承下来了，每次战争取得成功，总要刻一段文字在石头上来作纪念——战争纪功碑或者说边塞纪功碑这个类型就形成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