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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概括可以看到，唐朝的疆域一直向西拓展，唐代西域纪功碑随着唐王朝的开疆拓边，形成以哈密为中心的涟漪向西辐射，遍布在西域大地取得节节胜利的任何一个地点，一直到葱岭以西。这些在史书中记载的纪功碑，在今天的刻石中也找到一些旁证，比如《姜行本纪功碑》，就是《侯君集纪功碑》的旁证；王名远立碑，也由赵明诚的《金石录》和更晚近发现的《阿罗憾墓志》得到印证；在碎叶故城周围，也找到了很多汉文碑刻，虽不能确证是《裴行俭纪功碑》，但都是唐代征服碎叶的明证。 这些史料记载和石刻旁证都能够说明，汉文化的纪功碑传统被唐朝所继承，在包括葱岭以西的地区被发扬光大，揭示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经营；而且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的约定俗成，影响到了以后西域纪功碑的出现，也为唐以后西域史的研究提供了素材。这些跨越时代的石刻，确实是燕然勒铭的战争纪功碑的延续，它成了中国军事文化和边塞战争的有机组成元素。 清代作为非汉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他们对西域的征服也采用了汉唐的纪功碑传统吗？ 朱玉麒：汉、唐、清三代，是中国历史上对西域经营最有力度的时期。如前所述，汉唐时代，纪功碑的出现证明了中原王朝的实力在西域的巨大影响。清代对西域的经营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的，也有更为丰富的纪功碑被建立起来。 首先是针对北疆草原上的准噶尔汗国。蒙古高原的喀尔喀蒙古部落和我们称之为西蒙古的卫拉特蒙古部落之间随着各自力量的消长，纷争不断。卫拉特部的准噶尔部强大起来，建立了以伊犁河为中心的汗国，同时控制了西藏，利用藏传佛教的宗教力量在几个蒙古部落之间争夺主宰地位。从康熙时代开始，准噶尔对喀尔喀的战争不仅侵入到漠北、漠南的蒙古部落地区，也对北京造成了巨大压力，迫使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北征朔漠；而在雍正时期，也有平定青海和硕特蒙古的战争。因此，康、雍两朝都与西部蒙古发生过战争，虽然也取得胜利，也都建立了纪功碑——这个后面我们再说——但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部落又卷土重来。乾隆年间，准噶尔蒙古再次强大起来，造成蒙古部落之间新的紧张。乾隆皇帝决定促使整个蒙古成为一个统一体，完成统一西北大业，于是在乾隆二十年（1755），利用卫拉特蒙古的辉特、和硕特部东来投顺的机会，再次西征。清军分两路西进，一直深入伊犁河谷，在格登山取得了胜利。那时达瓦齐是准噶尔蒙古的统领，达瓦齐及其军队的所有核心力量都在这场战争中覆没，所以格登山大捷是平定准噶尔部落非常重要的战争；达瓦齐本人在亡命翻越天山以后不久，也被乌什的回部首领霍集斯俘获，献给了清朝。这场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乾隆皇帝撰写了《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立在格登山，这就是平常说的《格登山纪功碑》。同时在伊犁九城之首的宁远城（今天的伊宁市）也立了《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而在乾隆二十二年，原本归顺并参与平定达瓦齐的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反叛，清军再次出师平定，乾隆帝为此又撰有《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碑》。这是北疆草原的平定。 从北疆翻过天山以后更大的范围，是南疆，或者称回疆，当时主要是今天称为维吾尔族的族群生活的地区，是叶尔羌汗国的范围。准噶尔汗国兴起之后，兼并回疆，其部落宗教首领也被作为人质扣押在伊犁。准噶尔部被平定后，清军将已经去世的酋长玛罕木特二子布拉尼敦和霍集占放回南疆统帅回部。这两个人就是清代史籍中的大、小和卓，当时的清军把维吾尔语后缀的“我的”的发音“木”也理解为称谓，所以乾隆皇帝的诗文中称之为大、小和卓木。这两个曾经表示要率回部归顺清朝的头领回到南疆之后，就领兵叛乱。这当然是清朝所不能同意的。清朝对整个西域的经营管理，还是受到了汉唐的影响，即是说，葱岭以东的地区，从地缘上是一个整块。从汉武帝建河西四郡、设立西域都护府以来，葱岭以东地区与中原内地必须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王朝，才能成功地经营、管理。所以平定回部的战争接续准噶尔的平定而再起硝烟。到乾隆二十四年，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帕米尔高原上巴达克山的伊西洱库尔淖尔——一个高山湖泊畔，现在属于塔吉克斯坦东部地区的巴达赫尚地区，现在多翻译作叶什库里。乾隆皇帝得到捷报之后，也御制了《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尔碑》《平定回部勒铭叶尔奇木碑》，分别立在战争之地伊西洱库尔淖尔和当年回部的叶尔羌汗国都城——今天的莎车城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