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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形成的纪功碑传统，在后来一直被继承下来了吗？ 朱玉麒：这是可以从后世的实物和史书记载中得到证明的。 以我从事研究的西域史角度来看，中原王朝在汉以后对西域的经营，以唐为盛。唐太宗的时候，要打通整个丝绸之路，征服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是其战略的第一步，于是在贞观十四年（640），派遣侯君集率领交河道行军前往。当时的高昌王麹文泰见过唐初的凋敝，觉得唐军的力量远非隋炀帝时代可比，而且远行沙碛，辎重粮草都是一大难题，根本无法与自己抗衡。没想到唐军轻装捷行，长途跋涉，兵临城下。高昌国掌握了汉地的修城技术，深沟高墙，城门也很牢靠。但是唐军到了已经攻下的伊州即哈密地区以后，才开始制造重型的攻城器械，这是麹文泰没有想到的。唐军用天山的松树造了很多填隍木、撞门车、抛石机，在后来进攻高昌城的决定性一战中派上了用场。这时的麹文泰已经去世，其子麹智盛在唐军的强大攻势下，马上就率众投降了。两《唐书》记载，高昌打下之后，“俘智盛及其将吏，侯君集刻石纪功而还”。近百年来，在高昌发掘出了很多石刻，但是侯君集的纪功碑一直没能找到，然而这也并不代表没有。在伊州境内，即发现《裴岑碑》《任尚碑》和焕彩沟石刻的东部天山南北，我们找到了唐朝进攻高昌前夕立下的石刻，可以旁证《侯君集纪功碑》的存在。 当时交河道行军的副总管姜行本，在《唐书》中都有记载。他先期到了伊州，带着自己的小分队上天山砍伐松树做攻城器械。在完成了这些装备之后，看到班超在此地的纪功碑，于是模仿汉代人，也在天山北边的巴里坤和南山口先前提到的焕彩沟汉代石刻上分别勒铭，我们今天统称之为《姜行本纪功碑》；分开来说，巴里坤的是新碑，内容比较完整；南山口的是旧碑，文字残损，但是“贞观十四年”、“姜行本”等关键字都在。它们都是在攻克高昌的战役还没开始的时候就立下的纪功碑，表达了对这场战役必胜无疑的信心。巴里坤的新碑在康熙年间就被发现了，碑文的第一句话就是“昔匈奴殄灭，窦将军勒燕山之功”，可见唐朝人的刻石，确实受到东汉燕然勒铭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战争的纪功碑由汉而唐，实际上是一个系列的。 后来的西域史事，我们在史书中看到，随着唐朝的西征，打下了高昌，立《侯君集纪功碑》。继续往西，贞观二十二年，打下丝路北道的龟兹国，即今天的库车一带；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被唐朝派遣为昆山道行军大总管，所以征服龟兹之后所建碑就称为《阿史那社尔纪功碑》，《新唐书》的《阿史那社尔传》和《龟兹传》于此事也都明确记载有“刻石纪功而还”、“勒石纪功”字样。高宗年间，葱岭以西的许多国家也都纷纷效忠唐朝，唐朝在这些地区建立了羁縻州，龙朔元年（661）派了一个叫王名远的人到吐火罗地区即现在的阿富汗境内立了一块《唐西域记圣德碑》。而在吐火罗北部的草原地区，即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地区以碎叶为中心，后来成为西突厥的大本营，也被唐朝征服，调露元年（679）由裴行俭立碑碎叶，后世称《裴行俭纪功碑》，两《唐书·裴行俭传》都强调了“将吏已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将吏为刻石碎叶城以纪功”。唐朝在葱岭东侧（后来又以碎叶替代了焉耆）建立的安西四镇，标志着唐王朝取代西突厥对这里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因此在开元三年（715），唐朝军队还在张孝嵩的带领下出击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盆地，击败了拔汗那的国王阿了达，建下了《张孝嵩纪功碑》，《资治通鉴》有“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勒石纪功而还”的记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