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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从康熙以来，在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金川、格登山、宁远城、伊西尔库尔淖尔、叶尔羌这些战争发生和经行之地立纪功碑，是对汉唐纪功碑传统的继承，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被保存下来。譬如平定金川的一方纪功碑，全称《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噶喇依之碑》，在今天金川县的安宁乡保存下来了，怎么保存的呢？文化大革命期间，要建一个红军烈士陵园，找不到好的碑材，于是把那块平定碑用砖砌起来，外面写上红军纪念碑的文字，逃过了一劫。现在把它剥落以后，这块碑才重见天日。继承之外，最重要的是，通过追查档案史料和地方实物之后才发现，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皇帝首先写的是平定该地而告成太学的碑文，然后才是战争之地所立的纪功碑文。最早的平定朔漠战争，在康熙三十七年，康熙皇帝写了《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立于京师太学；到了四十二年，才御制了《敕赐归化城崇福寺碑记》的纪功碑文，分别立石于曾经驻跸的崇福寺（小召）和参加诵经法会的席力图召寺（延庆寺）。乾隆年间的情况与康熙时候一样，格登山之战发生以后，乾隆皇帝写了《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等到同年六月达瓦齐被俘，被押解京师献庙，这块碑已经在太庙立起来了。此后又按传统在格登山这些地方立碑，虽然撰写碑文的时间也在当年，但立碑的时间拉得很长，什么时候找到合适的碑材再立。最后据说是乾隆二十五年找到合适的碑材之后才开始施工，二十七年完成，因此《格登山纪功碑》是在平定准噶尔战争结束多年以后才在格登山立的，它只是一种继承传统的象征，纪功碑的真正意义，已经为在太学立碑所替代。 乾隆十四年，在平定金川之后，皇帝就规定了每次战争功成之后的凯旋礼仪，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祭告天地、庙社、陵寝，释奠于先师孔子，并勒碑太学，然后是编定方略。在战争胜利之地和战争经行之地都可以立碑，是到了平定准噶尔战事结束，才在完成以上仪式之后增添进去的。平定准噶尔、回部而告成太学的纪功碑，因此也更为隆重。甚至，乾隆帝在平定西域的战争之后，比起乃祖、乃父做得更多，如制作包括西域在内的《乾隆内府舆图》，甚至拿到法国去刻版；同时也绘制了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也拿到法国制成铜版，刷印之后分赠王公、大臣。而告成太学的纪功碑，也在乾隆年间被大规模地仿制到地方的文庙中。 这些纪功碑是有意识地传播到各地的吗？是否代表了皇帝的某些意图，这些意图达到了目的吗？ 朱玉麒：如上所述，乾隆年间，告成太学的平定碑得到了更大的重视，历次的告成碑完成后，拓片都要分赠给封疆大吏，各地布政使以上的大臣都能得到。拿到拓片的封疆大吏，都心领神会，一边上折谢恩，一边也在琢磨应该在地方学宫中立碑，让当地士人都了解皇帝的旨意。所以本来是一块告成太学碑，最后被总督、巡抚、布政使按照拓片，原形摹刻在了各地官学的文庙里。这个过程也是有变化的。乾隆二十五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在接到《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的拓片后，曾经上奏要在“畿辅九府、六直隶州”的文庙各摹勒一碑，但皇帝说在保定立一块即可；方观承又回复说要将《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一并立了，皇帝应允了。按照以上的奏折和批复，地方竖立的这些告成碑，也只有在总督府所在的府学立碑，全国也不会有几块。但是上行下效，很快这个限制就被打破。 四年之后的乾隆二十九年，记录了一则有关各地造碑的谕旨，它是在回复苏州布政使苏尔德奏“平定准噶尔碑文各省学宫地势不一不必拘定尺寸并遴委通晓清文旗员摹写刊刻”一折的。显然，苏尔德及其部属在立碑过程中发现了问题而上报：第一，如果按照原拓摹勒，碑石太大，而各地文庙和学宫形制不一，能不能缩小尺寸；第二，南方找不到书写满文的人，能不能专门选派通晓满文的旗人前来摹写。乾隆觉得这是个问题，于是决定，“各省、府、州、县、卫学宫”可以根据其形制酌量随宜制作，而外省士子不谙满文，可以省略满文的刻入，并且要求各省周知。从这一谕旨可知，乾隆帝默许了地方州、县学宫立碑的事，反映了乾隆皇帝对于地方建立告成碑只要达到为外省士子阅读目的的实用态度，以及急于求成、务必周知的迫切心情。告成太学碑隐藏着的“告成天下”、特别是告成于汉族知识分子，才是乾隆皇帝所代表的清代统治者所追求的真正目的。而且，这一谕旨也帮我们确立了乾隆二十九年的坐标，根据各地平定碑的形制，了解到它们制作的大体年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