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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庙立这个告成碑能够达到这样的宣传目的吗？我们知道，从唐朝开始，建立在都城的国子学或称太学，其中一定要建孔子庙，逐渐形成了“左庙右学”的庙学制建筑群。士子入学，必四时释奠于孔子。这个形制在唐朝前期也逐渐普及到地方州学、县学，并一直被沿用到清代。所以，希图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每一个读书人，都必由各地的学宫开始其人生旅程。当告成太学碑逐渐造作于各地文庙的时候，它不仅确立了我们现在所见文庙的空间格局，而且这个格局必使各地汉族精英知识分子在祭拜孔子的时候熟悉了平定碑。所有平定西北而告成太学碑的内容，主要是张扬大清的武功使得西北边疆已经成为中华一统的地理疆域。如《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以批驳放弃边疆的“守在四夷、羁縻不绝、地不可耕、民不可臣”论调，而强调“此以论汉、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谓我皇清之中夏也”，宣告清代中华帝国建立的新的疆域与民族概念。这个新的“共同体”概念如何成为知识精英、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的共识，正是这一告成太学的凯旋礼仪最终达到的目的——由告成太学而实现告成天下的宣传攻略。所以，从乾隆年间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新疆的认识跟原来读到的汉唐的西域连结在一起，让他们形成了西域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非常明确的概念。 这种概念我们可以从清代士人的心态中看到。乾隆皇帝为了巩固西域，在平定天山南北之后，把流放地从东北扩展到了西北。大量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在犯了过失以后就被流放到西北，但他们思想里没有丝毫的惧怕，因为他们觉得去的地方还是中国，而且从精神上又觉得回到汉唐时代“为国戍轮台”的盛世了。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嘉庆四年，洪亮吉因为言事获罪被发配到新疆，不到百日即赐还。他后来写《天山客话》，说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常州温习举业，半夜三更睡着了，梦见自己身轻如燕，从窗户飞出去，飞到很远的地方，看到万松棱棱，下面是沙丘，忽然之间又醒过来了。等到晚年发配新疆的时候，从哈密翻天山到巴里坤，果然是“千松万松同一松”的景象，而山下沙海无际，他感觉这和自己三十多年前的梦境一模一样，觉得这是命中注定。后来开创西北历史地理学的徐松，也在嘉庆十七年发配到新疆。他走进伊犁被指定的房子，进去一看，惊呆了，这个院子和他十三岁时梦境中的小院也分毫不差。他晚年回到京师，还专门把这个院子画了下来。在洪亮吉和徐松这些人看来，自己命中就该来西域，因此毫无怨言。到了稍晚的魏源，他写过《海国图志》，写过《圣武记》，很多内容都跟西域有关，但他没有去过西域，所以在一首诗里感叹说：“平生第一伤心事，未见天山万里雪。”这种对于西域的亲切感，我想是与乾隆以来一统江山的宣传攻略有关的。 流放西域的诗人王大枢撰《西征录》，友人蔡世恪写序说：自乾隆年间“春闱发策，始识新疆”，可见在科举试题中以西域为题，也是与告成太学的平定碑一样，达到使士人普遍认识新的中华疆域的宣传目的。作为举子而熟悉新疆的例子，还有浙江仁和的龚自珍，在嘉庆年间写了一篇文章《西域置行省议》，他认为要保证西域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跟内地一样置行省，而不是当时的军府制度。六十年以后，左宗棠实现了他的理想。浙江湖州附郭有两个县，乌程与归安，现在都已经撤销而属于湖州市了，这两地在清代考取功名的士人很多。其中有个人叫沈垚，他在还没考上举人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新疆私议》，谈的是新疆问题要得到解决，不能光靠内地的协饷，还应该实行屯垦。徐松看到后，觉得沈垚这个人非常了不起，足迹还没跨过长江，就能写出这么有见地的文章来。后来他去京师考进士未果，就留在徐松家里，一起研究西域史地。沈垚虽然四十岁英年早逝，但他对新疆问题有非常深刻的研究。这些深刻的见解从哪来？就是从那个宣传攻略来，长期以来大一统的概念已经完全植根在汉族人的头脑里了。从这里可以看到，乾隆平定告成太学碑的方略实际上是成功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