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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中，解构“大一统”的历史观点颇为流行，或者认为“大一统”掩盖了地方史，或者认为“大一统”遮蔽了民族史，所谓“大一统”的“话语霸权”之说不胫而走。但是，“大一统”确实是中华文明传承不懈、中原王朝存亡绝续的内在机理。翁独健先生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着重指出了秦汉、隋唐、元朝、清朝四次大统一，这无疑都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节点。而且关键在于这些“大一统”的王朝，都包含了“五方之民”及其后裔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作出的历史贡献。正如中央民族工作会所论述的：“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越是强盛的王朝吸纳的民族就越多。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3]26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元朝的统一，“领土之大，超过汉唐盛时，奠定了后来中国疆域的规模”[8]。 对此，一位美国人类学家认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总是坚守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有人民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这种“‘中国’的观念经久不衰”，而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将这个梦想变为了现实。[9]虽然时至今日，源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肢解、分裂中国时期的“满蒙非中国”之论，依然通过学术话语发出历史回声，甚至质疑元朝是否属于中国王朝的声音，与美国“新清史”学派中质疑清朝是否属于中国王朝的声音交响。但是，认为“忽必烈帝国本身绝未成为中华王朝”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元朝之后，明朝的“‘中华’以大元汗国为镜，吸收了其他国家模式变身为‘巨大中华’，以至明清及民国、当代”[10]。其实，这是一个中国古人早已解决的问题，二十四史作为“大一统”王朝继承性的编修传统，揭示了中国古代的“王朝认同”。当代人们关注的所谓“全球化症候”中的“认同”(identity)问题，其实“比我们对它的任何可能的表达都更深刻和更具多面性”[11]。其中，不可忽略的是从来就存在的中国历史上的认同。 这种历史认同，基于对“大一统”的目标追求，这是一种“多元”对“一体”的认同。而且在所谓“四夷”具备的“争天下”能力中，不仅在于他们的强弓劲弩，而且在于他们“称中国位号，方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12]。在这方面，生活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遥远中国的历史规律认知，可谓颇有见地。他认为，兵强将勇的游牧民族以武功争得“天下”，但是实施统治“仍只得屈服于被他们夺取了皇位的国家的法律”。因为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7]212、216。中国“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积淀，培育了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基因”。所以，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13]对中国“大一统”历史传承的“基因测序”，才能把握中国从哪里来和走向哪里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历史的国家统一，并未因自始存在多民族而改变，元朝、清朝尚且如此，“更早的胡人入侵，非但不是分裂中国，事实上反而是导致中华帝国的重建与再统一。”[14]“天下统一”之大道，“因俗而治”之方略，“和而不同”之目标，贯穿了中国的历史，这是中华文明传承不懈的内在逻辑。“五方之民”及其后裔共同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就是“五方之民”及其后裔构成的“多元一体”，即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当然，就“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而言，它并非是一个具有原初意义的民族共同体，而是中国近代遭逢西方列强侵略，在救亡图存中以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凝聚和塑造的“国民”共同体。因此，如何认识和解读这一概念，同样是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关键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