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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阐释的中华民族 在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和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辛亥革命所昭示的中国前途并未随之明朗。虽然袁世凯重返“五族共和”，申明中华民国领土和国民包括“蒙、藏、回疆各地方”和“蒙、藏、回疆各民族”，并针对外蒙古地区的变局发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的声明。[29]但是，袁世凯政府不能立足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共和”，无论构建或模仿何种制度形式，都不可能建立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整合的现代中国。正如费正清所言：“在中华民国的初期，外在世界的许多思想最终都被讨论和试验过，但是能站住脚的为数并不多。”[30]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遗嘱，及其必然包含的构建“中华民族”这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民族，只能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对此，列宁预见性地指出：“在印度和中国，觉悟的无产者也只能走民族道路，因为他们的国家还没有形成为民族国家。”[31] 民族—国家不仅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32]，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殖民扩张构建的世界体系，也“视民族国家为唯一合法的政体”[33]。因此，无论是遭受侵略和殖民奴役的古老国家，还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都必须顺应“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的历史趋势[34]。对中国这个古老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包括了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内源的封建主义双重民族压迫。这两种压迫的实质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压迫。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的基本原理[35]，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目标。被孙中山视为“消极的民族主义”目标——“除去民族间的不平等”[36]，恰恰成为中国共产党超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消灭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革命实践，其核心是实现国内各民族的一律平等，这是各民族团结的基础，也是熔铸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 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西方民族—国家的“一族一国”理念，怎样在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体现？这是立足于中国国情还是亦步亦趋于西洋或东洋必须解决的问题。西方的现代民族(nation)观，经历了从城邦、帝国、民族君主国向现代民族—国家演变的历史过程。英文的nation一词源于古代具有“异类”含义的拉丁文“natio”(出生、出身)，中世纪演化为基督教世界共享的几所大学中的学生团体，13世纪晚期指称“教会共和国”中“意见共同体”的派别，16世纪在英国被用来表达英格兰的全体居民，具有了人民(people)的含义。这一概念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使“第三等级”所代表的“民族取代了国王成为认同的来源、社会团结的焦点”，结果“民族成了国王”[37]195，西方的“一族一国”观念由此形成。而且，西方在殖民侵袭全球的过程中，面对种族纷呈、民族多样的古老社会，进一步强化了其民族“认同的来源、社会团结”，并在种族优劣的比较效应中遮蔽了其“民族”内部的差异性，诸如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都笼罩在了“日不落帝国”的认同光环之下一样。这就是西方典型的“民族—国家”，不过列宁认为这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相对性和暂时性”[38]，而非必然的规律。 对步入近代的中国来说，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协议—割地—赔款”侵略模式下，面对着主权沦丧、领土肢解、国家分裂的危机。在这种形势下，包括汉族在内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地实现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推翻封建主义压迫的“民族自决”。尤其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只有团结、整合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意志，才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危难。代表和凝聚这一意志的共同体即是中华民族，中共对中华民族的阐释解决了中国走民族—国家道路的国民统一问题，即“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39]，“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命运共同体。[40]中国境内各民族作为“共同祖国的同胞”构成了中华民族。这就是中共理解的“、一族一国”，即中华民族为“一族”，中国为“一国”。中华民族观的确立，赋予了中共政治纲领的中华民族性，即中共“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代表民族的”[41]。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