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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发达国家，既是创建民族—国家模式的先行者，也是“想象”国家—民族的实践者。不过，这种谋求国民成分单一性的“一族一国”实践，大都“有过令人恐怖的种族清洗的历史，但它们现在颇具讽刺意味地拥护多元文化主义，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55]635这种转变，以美国的“民权运动”为标志，使多元文化主义的观念率先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类典型的移民国家付诸实践，并扩散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致力通过群体的政治、文化或经济权利的再分配来防止或处理族群冲突”的实践，即承认国民成分的“多样化和集体权利”。[56]这种从“想象”的“一体”转向承认“多元”的实践，使曾为“日不落帝国”笼罩的大不列颠认同，不仅在2014年承认了康沃尔人(Cornish)是英国与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人享有同等地位的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y)，而且也经历了苏格兰谋求独立建国的全民公投。类似的现象在欧美发达国家并非个案，谋求国家—民族地位的运动，在西班牙、比利时等国交相掀起，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运动率先获得了民族(nation)的名分②。 西方国家姗姗来迟的承认“多样”及其所释放的民族主义冲动，不仅挑战着这些民族—国家的先行者，而且也使以西欧发达国家为核心构建的“超国家联盟”理想——构建一个更高层级认同的“欧洲民族”(European nation)——陷入了整合的困境。的确，欧洲文明引领了世界的民族—国家时代，而欧盟的建立也试图在全球化进程中开创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新时代。然而，这种努力并没有泯灭回归“姆庇之家”的保守和“再度各自退缩到自己的洞穴中”的愿望。[57]在西欧，一些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y/nationality)的政治诉求，推动着“高度自治”或“联邦化”的“权力下放”，甚至独立公投此伏彼起。而规模日大的外来移民族群(ethnic groups)引发的多种社会问题、甚至本土“恐袭”等极端事件也呈现高潮，以致宣布主要针对外来移民融入的“多元文化主义失败”，成为欧洲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口头禅”。同样，以亨廷顿为代表的重返“民权运动”前美国“核心价值”的政治主张，也伴随着挞伐“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潮、挑战“平权政策”的讼案以及针对黑人等有色人种的暴力执法而交响。这些现象表明，老牌的欧美“现代国家尚未找到包容少数民族的方法”[58]。 因此，虽然有人乐观地认为“欧洲正在接近我所描绘的有数百年之久的、朝着经过种族清洗和民主化制度的民族—国家方向迈进的旅程的末尾阶段。”[55]635但是，这个“末尾阶段”显然还没有走出列宁指出的“历史相对性和暂时性”局限，其前途依然遥远。在国家—民族构建中，欧美发达国家预设的国民成分单一性窠臼，在被迫转向“承认的政治”民主以及通过差别化政策解决少数民族平等权利，包括针对少数族裔(ethnic minority)的“平权”实践中，走了一条从“想象”的“一体”转向承认“多元”的道路，这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理念和政策实践正好相反。因为中国的理念和实践，是承认“多元”、构建“一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