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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前人研究 1954年，李约瑟的鸿篇巨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开创了一片科学史研究和汉学研究的新天地。书序中提出一连串发人深思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对于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发展，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3]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后，毛泽东曾说：我们中国人应感到惭愧。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知识那么丰富，包括对世界有巨大影响的三大发明，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写，让英国人来写，而且写得那么好。[4] 李约瑟一介西方人，从丰富的中国文献史料出发，破除“西方中心论”的论断[5]，加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一言九鼎”的回应，不但奠定了李约瑟在国内学界的崇高地位、激发了对于李约瑟及所谓“李约瑟问题”的持久关注和热烈讨论，更重要的是，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李氏所采用的传统史学方法也被奉为圭臬。亦即，长期以来，科学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基本以文献为主：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经验层次，研究者们从文本出发来探讨科学史，辅之以一定的模拟实验。而且观念上一直有一种把“技术”当作“科学的应用”的倾向。 若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术发展看，大致在1950—1980年间科学史的研究基本属于传统的套路，也就是可以归入第II和第III象限（详见下文及图一）。与80年代后渐渐兴起的受到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影响的科学史研究相比，其最大的差异在于缺少民族志式的做法。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之际正当新中国成立之初，本着“中国人民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豪情，中国科学家刘仙洲在1956年赴意大利参加世界科学史大会时发表了题为《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的论文。刘先生此文回应了李约瑟当年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中国的天文钟》[6]。该文认为，中国天文钟的传统似乎很可能是后来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嫡系祖先。刘文对李说表示赞同，文章列举大量史料，称早在东汉张衡的时候(约公元130年)，即在一千八百多年以前,就极可能已开始有了采用水流驱动齿轮系和凸轮传动等机构显示时间的机械性计时器的创造。[7] 另一项蜚声国际的中国科学史成果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学界泰斗席泽宗最突出的成就当属其对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的认证和整理[8]。1955年，席泽宗发表《古新星新表》[9]，轰动国际天文学界。十年后，席泽宗与薄树人合作完成《增订古新星新表》[10]引起了更大反响。《科学》杂志（Science）译载其全文[11]，美国国家航天和航空局（NASA）出版了一种单行本[12]。此后的数十年间，各国科学家在讨论超新星、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γ射线源、X射线源等最前沿的天文学问题时，引用上述两篇权威论文逾千次[13],[14]。竺可桢对这项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以此为例论证科学史研究“古为今用”的重要价值[15]。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传统方式的科学史研究依然延续。比如张秉伦教授及其学生对“秋石方”的模拟实验研究，否定了鲁桂珍和李约瑟的性激素说。[16]但与此同时，随着人类学在国内的复兴，“当科学史遇上人类学”后，科学史研究的新进路也初现端倪：一方面，研究者把目光投向少数民族历史和民族文献，如卢央、陈久金、李迪等对于少数民族天文学史以及少数民族数学思想的研究[17]；另一方面，注重参与式观察的研究取向已崭露头角，也就是说，不但涵盖了传统科学史家耕耘的第II和III象限，更开始涉足田野，出现了一批属于第IV象限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