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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中文版序言“从科学的世界步入研究的世界”，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 [2]有的国家传统上使用“民族学”，我们在此将ethnology和anthropology 看作同类，不再细加区别。参见杨圣敏、胡鸿保主编：《中国民族学六十年》，第一章、第二章，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 [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一卷 导论》，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P1-2。 [4]转引自王钱国忠、钟守华编著：《李约瑟大典》，上册，第157-158页，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 [5]由于李约瑟的左派背景，加之其强调“百川归海”，在当时的情境中确有一定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故而《导论》卷一出版，西方学术界就有不少质疑。如著名美国汉学家芮沃寿即对李氏的全部工作的正确性和最终价值持怀疑态度。因为他认为其论证是以两个目的论假设为根据的，即朝向单一目标的普遍进步论和马克思主义目标。参见王钱国忠、钟守华编著：《李约瑟大典》，上册，第174页。我们注意到后来中国科学史家对李约瑟的研究有深刻反思并有超越。如孙小淳就指出：“要对中国科技与文明有深刻的理解，就不能局限于欣赏‘百川归海’的壮丽图景，而是要溯流而上，领略‘河岸风光’。也就是说，要探讨中国文明之河中的知识流水是如何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并滋润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土壤的。”见孙小淳：《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3)。 [6] 李约瑟与王铃等合撰的《中国天文钟》在佛罗伦萨《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文集》及《自然》第177卷发表，论文指出，在欧洲14世纪擒纵机构时钟出现之前，中国的擒纵机构时钟早已有了较久的历史。见王钱国忠、钟守华编著：《李约瑟大典》，上册，第171-172页。 [7] 刘仙洲：《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天文学报》1956年第2期，又载《清华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文革”期间此文又有修订版，见刘仙洲：《我国古代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北大清华自然科学学报》，1975第2期。 [8] 席泽宗因这一不朽功勋，于1991年膺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9] 席泽宗.古新星新表[J].天文学报, 1955,3(2): 183)196. [10] 席泽宗,薄树人.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天文学报,1965,13(1),1—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