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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四象限法分析人类学转向 在科学史领域内，前人已取得很多研究成果，也有不少评述。在此基础上，笔者打算用四象限法做另一种分类，借此显示我国科学史发展受到国内外人类学影响而发生的一些变化。四象限以两种维度划分：文献—田野和形而上—形而下。依作品的主要特性将其归入相应的象限。（图一） 早期的科学史基本以文献研究为主。比如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默顿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即是从文献入手，更多侧重于形而上问题的研究；而同样是从文献出发，刘仙洲的古代计时器和席泽宗、薄树人的古新星记录则偏向形而下。 然而近些年来，科学史研究在方法上越来越注重田野的重要性，而不是像传统历史学那样以文献考证为主。实地调查方法跟社会学和人类学两门学科密不可分。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科学史研究，除史学外，基本又吸纳了来自社会学和人类学两个源头的理论与方法。[18] 比如同济大学机械系的陆敬严等人沿袭刘仙洲前辈研究“农业机械史”的传统，1985年对于传统立轴式大风车的考证复原就是建立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的模拟实验。他们的田野点在江苏阜宁县沟墩地区（苏北沿海地区）。[19]另外，北京科技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的科技史研究者们也对广西宜州的传统水车做了研究。在后一类案例研究中，文献查阅仅仅是下一步田野作业的前期准备，重头戏还在“参与式观察”，甚至还要做“回访”，田野法与文献法交叉使用，相辅相成。[20]孙烈和张柏春等在江苏射阳县海河镇也有类似的调查研究。事后他们的认识是：研究者应以策划者和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到复原制作的全过程之中, 有意识地、忠实地和完整地记录相关的细节。这样，复原本身既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也成为一种调查的方式和手段。作为认识技术传统的一种重要的途径, 技术田野调查可以与文献分析互为补充。[21]这一点与20世纪50年代刘仙洲的研究方法略有不同。刘先生研究的基本依据属于纯文献，尽管有实际动手制作模型，但并不涉及田野调查。[22] 社会学界也有人开始越界切入科学史研究。南开大学的刘珺珺从科学社会学起步，倡导转向人类学。她认为科学的人类学研究有两层含义，一是把现代科学当成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二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民族志的方法。在她的指导下，杨立雄博士选择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作为田野点，考察计算机发展中的社会现象。杨立雄从信息、商品、礼物的视角研究自由软件与商品软件之争，分析科学争论的社会背景。[23]徐越如博士考察地点选择在贵州普定岩溶研究综合试验站，他认为这类基层科研机构具有“角色双重性”的特征，这种角色特征与其科研能力及特殊的生存策略有关。[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