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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的李迪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有句话说得好：“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多元一体，每个民族都为创造灿烂的中华民族科技文化做出了贡献。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李约瑟工作的补充和发展。”[25]当前我国的科学史研究实际情况就是，少数民族科技研究占有很高的比重。 万辅彬强调对中国各少数民族科学技术文化的研究。他提出除了文本与经典研究之外，应该把少数民族科技作为一种格尔茨所谓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来研究，重视民族志个案，注重从田野考察得出的特殊经验。[26]万辅彬本人及其研究团队对铜鼓进行了深入的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既关注铜鼓的青铜铸造工艺，也关注铜鼓的地理历史播迁、社会文化功能。通过铜鼓这一器物，他们论证了技术变革与社会进步、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27] 此外，万辅彬、韦丹芳等做了大量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相关工作。可以举韦丹芳对广西贡川纱纸的民族志研究为代表。韦丹芳从2001年10月至2002年10月间多次下乡，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学习并参与纱纸生产的每一道工序，并对各道工序进行详细的记录和拍照工作，针对每一道工序的操作方法及关键部分进行深入访谈。与传统的科技史的调查方法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她住到造纸户中，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活动，特别是与纱纸相关的活动,从中了解相关状况。她的纱纸研究触及了当地人的家庭关系、性别分工、业缘关系、村落关系、社区经济、政府税收等诸多方面。总之，研究者是希望通过传统工艺来了解当地壮族社会深层次的结构和实际运行。[28] 在四象限分析框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从田野出发、探索形而上问题的第I象限。拉图尔(Bruno Latour)等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29]、塞蒂娜(Karin D. Knorr-Cetina)的《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知识的与境性》和拉比诺(Paul Rabinow)的《PCR传奇：一个生物技术故事》堪称这方面的典范。 以拉图尔为例，其在《实验室生活》中开始考察科学的生活世界起源，开创了本体论的建构主义进路。在认识论上，拉图尔推进了SSK的建构主义立场；在方法论上，拉图尔主张采取民族志的方法对实验室的科学实践进行微观考察。拉图尔立足于实验室的生活世界，反思科学的认识论建构和本体论建构，拒斥传统科学哲学的抽象形而上学，最终使科学从形而上学复归生活世界。[30]此书出版不久西方科学史界即有佳评。萨顿奖获奖者、哈佛大学科学史系讲席教授史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言道“本书无疑对科学家如何实际行动、如何与他人对话以及他们与其实验设备如何互动有着最为详实的描述”，并认为与对理论的理想化描述不同，任何科学史家都应对此书展现出的科学的实际应用认真对待[31]。科学史权威期刊ISIS上亦刊有著名跨学科学者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书评认为拉图尔此书在理论概念上的创建甚至“超越了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这一观念”[32]。国内有研究者评介说：拉图尔早期致力于拓展强纲领及其因果性信条，认为社会因素与科学知识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科学事实完全由社会建构而来；为了摆脱社会建构论的困境，拉图尔摒弃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因果性观念，转向科学社会研究的新范式，在这种新范式中，自然或社会不再作为科学知识形成的原因，而是作为科学活动过程的结果。[33] 国内学术界现在不乏对于拉图尔等的文献述评，即属于第II象限的“文献+形而上”研究，但是鲜见像拉图尔那样“以田野个案挑战理论问题”（借助民族志从事“科学元勘”）的成功案例。万辅彬等在评述国内外的科技人类学研究时，特别提到国内科技人类学今后应当努力多下功夫的几个方面，其中就指出“实验室研究”是西方此类研究中颇为出色的部分，“而在国内学界，目前仅发现南开大学的几位博士进行了一些个案研究，并未形成气候。实验室研究不仅可以分析、总结实验室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从人类学视角反思高新科技成果，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34] 不过，我们认为，西方学者的实验室研究，要旨并不在实验室本身，也不在于与之相关的科技成果，而是在于借助民族志从事“科学元勘”，探索认识论的问题、科学知识的建构问题。[3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