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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大明》延续了《绵》写实的手法，通过追述王季、文王两代人成功的婚姻，歌颂了武王伐商的胜利。诗中虽然出现了“上帝”，但“上帝”是观念化的存在，并未影响记事的真实性。从这个角度而言，《大明》和《绵》都是对历史的实录。但是，在与《史记》记事进行比较后发现，《大明》与《绵》的历史叙事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绵》诗记事完全符合《史记》的叙事线索。也就是说，乐歌的记史与史家的记事有内在的同一性。《大明》当中的史事，唯有被一言带过的武王伐纣，得到了史家极为详细的记录，而被诗着力歌颂的王季与文王的婚姻，在史家笔下却无足轻重。《周本纪》仅在叙及古公亶父传位少子季历时提了一句：“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武王之母太姒更是不见于《周本纪》，只在《管蔡世家》叙述管、蔡出身时言及。由此可知，《大明》记事虽为实录，却表现出了与史家记事完全不同的、主于颂赞的叙事取向。 通过上述分析，《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这五首作品，依据诗歌本身的叙事模式与特点，实际上可以清晰地区分为三种类型：(1)历史实录型：《绵》《大明》；(2)神话夸诞型：《生民》《皇矣》；(3)仪式记忆追述型：《公刘》。这三个类型反映在《诗序》上，也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区别：“《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绵》，文王之兴，本由太王也。”追究文王、武王兴周的缘由，“《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解释二诗的目的，一为“美周”，一为“尊祖”。“《公刘》，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将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刘之厚于民，而献是诗也。”《公刘》被定性为献诫之诗。同样被视为周民族史诗性质的作品，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征与属性，这不能不让人心生疑虑并进而追问：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在追索原因的过程中，笔者首先发现《绵》与《生民》存在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与“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的矛盾：《绵》把周民族的历史记忆追溯至居于沮水、漆水时期，而《生民》则把周民族的历史追溯到了始祖后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矛盾?其间是否反映着周人历史意识的转变?在进一步的比较分析中，笔者终于发现，周人的历史意识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相对漫长的建构过程。兹一一述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