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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公亶父“作五官有司”与《绵》《大明》的历史叙事 通过前文的文本分析可知，《绵》与《大明》以切实的历史叙述为内容，实录性是它们区别于其他三首诗歌的显著特点。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可追溯至发生于古公亶父时期，见载于《周本纪》的一件大事——“作五官有司”。尽管后世对于“五官”的具体解释歧义纷出，但在作为职官制度来解释这一点上却是统一的。从《绵》“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之言可以判断，古公亶父时期，周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职官系统。即使这一期他们的职官体系并不完备，但“掌官书以赞治”的史官，却必然随同相应职官的建立而正式出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官的出现，让周人有了记录自身历史的条件与可能。这应该是《周本纪》叙述周人历史至古公亶父突然变得清晰而详明的根源，也是《绵》诗能以清晰的史实为基础追述文王兴起之由的原因。从历史记忆的角度而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反映出在当时人的历史记忆中，周人可追溯的历史，是从居于沮水、漆水开始的；而可以指名道姓的英雄祖先，就是出现在诗中的“公亶父”。公亶父是当时周人所能追忆的最早的祖先，故其名称前被冠以“古”字。这个“古”字说明公亶父的记忆在周人意识中的久远，而久远的历史仍能以清晰地方式被叙述出来，便与古公亶父“作五官有司”有直接的关联。 《绵》诗所开创的实录式的历史叙事，在《大明》诗中得到了延续。《逸周书·世俘解》记载了武王克殷之后一系列的活动，其中就有甲寅日在牧野奏“《明明》三终”的事情： 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戊辰，王遂御循追祀文王。时日王立政。……辛亥，荐俘殷王鼎……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甲寅，谒伐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① 这里所说的“《明明》三终”，历代注家均认为即《大雅·大明》。根据干支纪时法推算，从二月甲子克殷至六月甲寅献《明明》，前后共111天。《大明》的创作，就在这期间。由前文的分析可知，《大明》与《绵》，虽同为实录，但在与史家记事的同一性方面，《大明》表现出了区别于《绵》的、与史家记事完全不同的主于颂赞的取向。 论及此，笔者不能不提及列于《大雅》之首的《文王》。和《绵》与《大明》的记史不同，《文王》在追述文王功绩的基础上，着重训诫前来助祭的殷商遗民，同时戒勉成王。这样的特点，既与《绵》诗的记史不同，也有别于《大明》的颂赞，代表了与记史、颂赞相区別的第三个方向：陈诫。其间的区别，既来源于三首乐歌不同的功能，更与史官和乐官不同的职责相关联。如果说《绵》诗表现出来的详细的记史特征，与古公亶父“作五官有司”而建立起史官记事系统有直接的关联，那么，《大明》《文王》疏离于历史叙事而主于仪式颂赞和陈诫的特点，会不会也与相应职官制度的建立或者变革相关联呢? 非常巧合的是，根据文献记载，武王克商后，确实发生了一次与职官制度密切关联的政治事件，这就是前引《逸周书·世俘解》记载的“时日王立政”。所谓“立政”，即建立长官，确立为政之道。司马迁在《鲁世家》中说：“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便”即“辨”，“百姓”即百官。《立政》的核心内容就是立政任人： 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攜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芎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则克宅之，克由绎之，兹乃俾乂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