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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刘》的仪式追忆与公卿列士的以史为鉴 如前文所言，与其把《公刘》当成历史叙述，不如说它是对以模糊的历史记忆为基础的仪式表演的再现。和《生民》相似，这两首诗记述的后稷与公刘事迹，都很可能是后世史家记载相关史事的唯一史料来源。但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后稷作为《生民》歌颂的对象，他的名字从西周初年就明确出现在周人先祖的名单中。而公刘的名字，则仅见于《大雅·公刘》，在目前所存的其他西周文献中都没有出现过。如果说仅仅《周颂》中没有祭祀公刘的乐歌，很有可能是乐歌传承过程中遗失所致，但是，在《大雅·公刘》之外的其他西周文献中都找不到公刘的名字，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在《两周诗史》中，笔者曾经根据《毛诗序》的内容、格式以及《公刘》在《诗经》中的位置，提出《公刘》进入诗文本的时代，在周人需要重修土田，大兴农功的宣王时代。重读这首诗歌，其中极为模糊的历史记忆以及鲜明的仪式表演性再次引起笔者的注意。为什么在西周中前期没有出现过的公刘，会在宣王时代突然受到关注?而且，诗歌还是在“召康公戒成王也”的名义下进入诗文本的?实际上，如果联系周宣王时代的史实，其中的原因不难探知。 史籍对于宣王的记载，除了征伐玁狁、荆楚等胜利带来的中兴局势之外，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宣王“不藉千亩”，这在《竹书纪年》及《国语》中都有记载。今本《竹书纪年》云：“(宣王)二十九年，初不藉千亩。……三十二年，王师伐鲁，杀伯御。……三十九年，王师伐姜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4]《国语·周语上》亦云：“宣王继位，不藉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给于是乎在……’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对于宣王不藉千亩的时间，《竹书纪年》与《国语》的记载不甚一致，参考《史记》的记事顺序，《竹书纪年》载之于二十九年是合理的。《周颂·载芟》与《良耜》两诗，可以作为宣王初继位后行藉田礼的证据③。 所谓藉田礼，即周天子通过“亲耕”仪式，一方面向上天祈求丰收，另一方面表达劝农之意，并由此拉开春耕生产的序幕。这是周天子表达重视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仪式活动。《周颂·噫嘻》“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描述的就是周康王行藉田礼的盛大场面。周昭王时的《令鼎》铭文也有“王大耤农于諆田”[5]的记载。从历代周王都勉行藉田之礼来看，周宣王二十九年“不藉千亩”，便是从国家层面对农业的懈怠。所以在不藉千亩的事件发生后，虢文公郑重进谏。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的历史记忆就有了现实的价值与意义。因此，把此前在仪式上承传的模糊的历史记忆，以诗歌的形式复述出来，以追忆历史的方式，在“召康公戒成王也”的名义下献诗以谏，也就因现实的针对性而具有了历史的必然。因此说，《公刘》是献诗制度下公卿大夫“言古以剀今”的产物；宣王的“不藉千亩”，是歌颂“度其隰原，彻田为粮”的《公刘》被献至朝廷的政治原因。 五、周族的历史建构以及乐官文化对史官叙述的影响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从历史叙述的角度而言，随着古公亶父“作五官有司”而建立起来的史官系统，是周民族有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开始。因此，歌颂古公亶父的《大雅·绵》，仅把“民之初生”追溯至“自土沮漆”的时代。而居于沮、漆，正是古公亶父历史的开始。古公亶父率领民众自豳迁岐，才结束了“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的穴居生活，并由此开启了“作五官有司”，“俾立室家”的周族文明史，也才有了史官笔下周民族开始壮大的历史记忆。因此，后世所记述的周民族的发展历史，存在着一个建构的过程，《诗经》中这五首被称为史诗性的作品，分别关联于这个建构过程的不同阶段：以实录为特征的《绵》与《大明》，展现出了清晰的历史叙事，是古公亶父“作五官有司”的成果；以神话夸诞为特征的《皇矣》与《生民》，是乐官在剥离了记史的职责之后，专注于仪式颂赞的需要，对先祖的美化与神化，是周代乐官在想象中建构历史的产物；记事模糊而仪式性突出的《公刘》，则是在宣王不籍千亩的背景下，公卿列士中的有识之士，通过对仪式活动中所展现的公刘相地宜、务耕种的模糊历史记忆的追述，警戒当政者重农务本的政治讽谏的产物。借助于仪式讽谏，《公刘》成为周民族历史构建过程中，五首史诗性作品中最晚出现的一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