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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逸周书·世俘解》所言“时日王立政”，即指这一天周武王任命了各种职官，划分了职官的职权范围，明确了各自的职守。前文说过，在古公亶父时期，周人开始建立相应的职官体系，经过西伯侯姬昌的发展壮大，到武王伐纣之前，周人应该已经具备了相对完善的职官体系。但是，侯伯与天子毕竟不同，克商之后的周人，必须要建立起更为完备、职责划分更为清晰的职官体系，以便在周革殷命的大变革时期尽量保证社会、政治生活的平稳运行。这是《世俘解》“时日王立政”的核心要义。就本文而言，“时日王立政”的重大意义，也许正体现在史官与乐官职责的分野上。《大明》所呈现出来的与史官记事相区别的、主于颂美的典礼歌诵，和《文王》所呈现出来的主于戒勉的仪式陈诫，便是“时日王立政”时赋予乐官的职责。从此之后，史官与乐官职责两分，记史成为史官的专职，史官用文字如实地记述史事，昭明法式。乐官则用歌乐来纪祖颂功、警戒时王。这种史官与乐官职能的分化，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而言，一方面从根本上影响了“史诗”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又在颂赞与陈诫两个向度上，潜在地规定了后世文学发展的方向，从而奠定了美刺文学传统发生、发展的基础。 就仪式颂赞而言，剥离了记史功能的乐官歌唱，不需要恪守史家“持中”传统地约束，于是在颂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方面通过《皇矣》赋予上帝人格化的形象与力量，以“帝谓文王”的形式大力宣扬“文王受命作周”；另一方面通过《生民》追述并神化始祖后稷，终于唱出了与“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相冲突的“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在史官传统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周族可追溯的历史记忆，由此被上溯到了充满神话色彩的始祖后稷。在“尊祖”“美周”的形式下，通过神话叙事的方式，周人重新建构了自己的历史记忆。 三、《生民》《皇矣》的神话叙事与周民族的历史建构 前文在分析《生民》时已经指出，《生民》具有鲜明的想象色彩与追忆痕迹，表现出了明显的后世造作的特征。那么，后稷的神话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产物呢? 在《生民》和《史记》的相关记载中，虽然都说到了后稷的母亲姜嫄是帝喾元妃，但让后稷出生的父亲究竟是谁，却是不明朗的。有人据此认为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迹，是当时社会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生活状态的反映。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可以把它和另外一个始祖诞生神话进行比较，这就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商族诞生神话。《史记·殷本纪》对此有详细记载：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 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可以说，这只玄鸟就是契的父亲。简狄是帝喾次妃，那么，玄鸟与帝喾有无关联呢?《史记索引》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帝喾名夋。”而在《山海经》的神话系统中，帝俊是一位地位显赫的古帝。《大荒东经》云：“有五采之鸟，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大荒南经》云：“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又《大荒西经》云：“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综合《山海经》对帝俊的记录分析，帝俊是一位具有神性的东方鸟崇拜部族的远古始祖。 而在甲骨文中，有一位名“”的“高祖”，王国维先生最初把这个“”字定为“夋”，之后又改为“夒”，并且“以夋为帝喾名”。同时他还对《祭法》“殷人禘喾”与《鲁语》“殷人禘舜”的不同说法进行了辨析，认为《鲁语》中的“舜”“亦当作‘夋’，喾为契父，为商人所自出之帝，故商人禘之。卜辞称高祖夒，乃与王亥、大乙同称，疑非喾不足以当之矣”[2]。孙作云对王国维把“”释为“夒”，而以“夋”为“夒字之讹”一说提出了异议，他说：“夒即夔……且揆其字形与卜辞之不同，为鸟喙，非首字，殷人以玄鸟为图腾，其高祖之神室或神像特作鸟喙人身之形者，正犹秦之先祖鸟俗氏‘鸟身人言(首)’，亦犹秦穆公于祖庙中所见鸟身素服之句芒神。然则，此高祖仍应释为高祖夋。”[3]“”的鸟首人身形状突出了其作为东夷鸟图腾民族的始祖身份，降而生商的玄鸟即高祖的化身②。因此，综合各种信息可以判断，出现在甲骨文中的这位高祖，与《山海经》中的帝俊，以及古史传说中的帝喾实为同一人。因此，在“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中，看似神秘的、以玄鸟形象示人的契父，身份实质上是比较清楚的，他就是被殷人既尊为始祖神又尊为至上神的帝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