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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种文化思潮后，文化相对主义在理论与社会实践层面进一步扩散，扩散的地理空间远远超出欧洲的范围，在美洲、亚洲等国家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20世纪前后，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制度在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列强国家盛行。与此相对应，文化相对主义首先成为西方一些具有平等主义情怀的学者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民族强制同化政策、种族制度的理论工具。当然，这些学者对文化相对主义批判特性的借用是以不同的理论样貌出现的。譬如，20世纪初，芬兰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vard A.Westermarck)在《道德观念的起源与发展》一书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道德相对主义”观念，并明确使用了“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这一术语；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中，基于批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而阐发了他的“文化形态学”。此“学说”即所谓与黑格尔(Hegel)的“历史哲学”相对立的新“历史哲学”；20世纪20年代，基于对种族主义、“美国化”运动及“熔炉”政策的批判，美籍犹太裔学者霍勒思·卡伦(Horace M.Kallen)提出和阐发了“文化多元论”思想；②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则直接将“文化相对主义”作为开展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法，并据此创建了美国人类学“历史特殊论学派”(在西方人类学发展史上，这一学派实际上也是泛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学术流派)。其后，弗朗兹·博厄斯的众多弟子，如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Herskovits)等人将这一理论进一步发挥，并据此创建了不同的人类学流派，其中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于1948年在著作《人类及其创造》中系统阐发了他的“文化相对主义学说”，③这一“学说”的产生，标志着美国文化人类学界“文化相对主义学派”(狭义上)正式形成。 理论源自于社会实践，也会成为社会实践的先导。在多元文化主义形成过程中，霍勒思·卡伦的“文化多元论”，和弗朗兹·博厄斯、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等人的文化相对主义学说及主张，都为美国的反种族主义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也可以说，正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论对种族制度、“熔炉”政策的有力批判，才使得多元文化主义理念最终取代“盎格鲁—撒克逊中心主义”的民族(包括种族)强制同化观念。实际上，詹巴蒂斯塔·维柯在阐发原生形态的文化相对主义理念时所表达的观点，也是“文化多元论”最重要的思想源头之一。这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言，无论维柯本人怎么想，他都是文化多元主义的创立者之一。④当然，除了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论，自由主义的正义论、多元主义、价值多元主义、道德多元主义等，也是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来源，这些理论的合力促成了多元文化主义。但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从理论起源上讲，价值多元主义、道德多元主义实际上都是从原生形态的文化相对主义理念当中衍生出来的。⑤所以说，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文化相对主义也完成了从学术认知向政治伦理层面的扩展。 至20世纪中叶，国际社会反种族主义运动取得重大进展，一系列有关防治和惩治种族制度的国际公约相继出台，如联合国的《防治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48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1963年)等，这都为西方国家继续强制推行传统的种族制度和民族同化政策形成了法律和道义上的压力。加之基于黑人民权运动对国内政治稳定的挑战，及移民人口迅速增加、国内族际矛盾激化的迫切形式，多元文化主义率先在美国(加拿大紧随其后)成为一种谋求不同民族(种族)、不同文化在一个国家内共存的国民统合理念及政策举措。继美国和加拿大之后，大洋洲、欧洲、东南亚一些多民族国家先后开始施行多元文化主义民族政策。客观地看，多元文化主义成为这些国家协调族际关系的一种“意识形态”之后，对消除民族(种族)压迫和歧视、对国家的一体化建设的确起到了世人共知的积极作用。 上述主要勾勒了文化相对主义在扩散过程中在涉及民族(种族)现象的理论与实践层面产生的积极影响。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相对主义还具有与生俱来的、无法克服的理论局限，其在扩散过程中亦对涉及民族(种族)现象的理论与实践层面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