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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卡伦、博厄斯等人用文化相对主义作为理论工具来批判种族主义、民族强制同化政策，并与自由主义的正义论、多元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一起催生了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也完成了学术认知向政治伦理的扩散。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推行，西方国家在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协调国内族际关系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但其后不久，这一政策和随其进一步扩散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潮，以及文化民族主义理念，就又共同成为了这些国家“种族分离”、“民族分离”力量进一步抬升的重要推手。“勒庞们”则将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特性“翻转”，以强调和绝对化民族文化“差别权”为借口来反对外来移民群体与自己共处一国，反对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族裔群体在一国范围之内共生共存，从而制造出了新种族主义。 这些状况无不表明：文化相对主义作为理论批判工具，既可以为深怀人类良知及具有平等主义情怀的反种族主义、反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斗士们所用，又可以为追求极端性、非理性民族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所用；既可以为摆脱异族奴役、文化霸权而追求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所用，又可以被破坏现有民族国家统一性的民族分离主义所用。其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理论，既可以成为多民族国家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促进民族文化地位平等、制衡“多数暴政”及协调族际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又可以成为民族分离主义、新种族主义的理论依据，还会成为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发达民族”帮助“落后民族”发展的“伦理障碍”。 由此可见，文化相对主义虽然基于文化或民族间的“正义”而生，是一种批判“非正义”文化现象或族际关系的理论工具，它虽然也孕育、滋养了文化多样性理念，为多民族国家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从根本上讲，它与民族主义一样，仍是一种“局部性”的思想，这种局限性决定了它难以成为、也不能成为多民族国家整体性社会建设的引领性思想。而这些，对我们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或整体性社会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都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①杨须爱：《文化相对主义的起源及早期理念》，载《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 ②Horace M.Kallen,"Democracy Versus the Melting-Pot:A Study of American Nationality",The Nation,Feb.25,1915. ③Melville J.Herskovits,Cultural Anthropology:An Abridged Revision of Man and His Works,New York:Alefred A.Knopf Inc.,1955,pp.351-365. ④参见[意]罗杰·豪舍尔：《〈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序言》，载[英]以赛亚·伯林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9页。 ⑤杨须爱：《文化相对主义的起源及早期理念》，载《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 ⑥在国内民族学界，学者们对文化相对主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积极性给予了较多关注和肯定，但对其理论上的局限性，对其在扩散过程中在理论与社会实践层面产生的消极影响关注似乎还不够。当然，有些研究对文化相对主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影响的关注也是“选择性”的。 ⑦参见姚军毅：《论进步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