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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只是另外一种样式的“落古”。现在，手表在当地村民的生活里，仍保留着这种“排场”和权威的内涵。 日嘎嘎和马专一喜欢谈马才哈的表。马专一略带讽刺地说：“他有天带两个呢，一手一个。两个两个带起的哟。”日嘎嘎总会紧接着补充：“马才哈是吃工资的嘛，有退休工资。马才哈上过学，西南大学，去过西昌。身体也好，跑也跑得起。他去县上耍好几天才转来的嘛。羊子他夫人放起。我们是眼睛瞎了，耳朵聋了，牙齿掉了，心也小了。做也做不得，吃也吃不得。我这儿也痛，那儿也痛。羊子还是天天不放不得吧。”他们对马才哈戴表的解释背后，是当地彝人文化中一种“幸福观”的表述：有财富，受过教育，见识过外面的世界，身体健康，能劳动没有病痛困扰，生活自由，至少不想放羊子的时候可以不放。马才哈的“手表”成为日嘎嘎和马专一表达他们心中“幸福生活”指标的一种途径，或者说，他们真正向往的不是戴“手表”，而是希望也拥有他们凝聚在手表中的这些美好生活。所以马专一谈起马才哈的表，就会说：“哦，摆起来伤心。我们这些可惜了。吃的赶不到人家，穿的赶不到人家。人家啥子都有，自由，哪儿想去哪儿去。”手表，成为羊圈人幸福生活的一种表述方式。 当地人把外来汉人曾经通过手表强加于他们的权威转借到自身文化中。当年汉人民改干部通过对“时间”的掌握，决定彝人“自由主义”、“迟到早退”，甚至还以办学习班的方式强化这种权威。有天晚上在阿朴家烤火，我看下时间：六点半。阿朴看下他的手表，说：“六点二十五。”枝枝也看了下她的手表，说：“六点二十。”阿朴不紧不慢地说：“你那个慢了。我这个是准的。”枝枝没丝毫争辩，赶紧把表拨到六点二十五。旁边一个人附和着说：“阿朴的表是准的一个。那些放羊子的都跟到他放哦。” 在彝人不易磨灭的传统等级观念中，阿朴的地位是极高的。现在村落的权力格局中，阿朴是马家大房中现存最年长者，马家是羊圈村势力最大的家支。除了村落内部的权威，很多村民都认为羊圈小学是马尔子带头建立起来的，不断出入于羊圈村的各色各国人也是马尔子领来的，“马尔子”成为外来势力在村落中的媒介。阿朴还有其他子女在州里或者县里工作。民改向村民们灌输的对外来文化的敬畏，直接转移到阿朴，这样一个能沟通村落与外部的人物身上。所以村里人手表指针的位置不是客观时刻所定，而是由文化观念所赋予的权力决定，这和当年汉人利用西方发明的手表，指示时间，建立在彝人中的权威如出一辙。 有没有可以超越村落权威的时间呢？一次，马才哈找我对表。我说昨晚才跟阿朴他们对过。他看了下我的表仍说：“你的慢了。”马上把我表上的时间调得跟他的一样，才心满意足的说：“这下对了。”他何以能无视阿朴的表？“我天天跟中央广播电台对的嘛。那个是北京时间，那才是最准的嘛。”在他心目中，“时间”如政治上的统治秩序一样，象征中央的“北京时间”凌驾于地方一切权威之上。他的手表选择依附的是最高权力，当然可以校准阿朴这样的村落权威的时间。手表时间的校准，体现着人观念中的等级秩序，以及各种权力的角力。 二 日历 汉人日历在羊圈村的出现是国家权力企图在地方渗透的结果。日嘎嘎的大儿子在村里当支书，他说：“日历是政府发的。我家这个是林业局发的。福利发的。每个村子都发。一般二、三月就发了。发给我的，我就发给底下挨家挨户。我家这个日历的意义是，国家搞这个环境保护，这里是乱砍乱伐。你看这上面，森林防火电话什么都有，就是提醒老百姓。还有的是计划生育啊什么的。”国家的企图是把对地方资源的控制、行政的管理等捆绑在自以为已建立起的一套统一时间体系中。 但是彝族村民是如何对待这份日历的呢？日嘎嘎的大儿子说：“一般不识字，不会看，挂起没有用。他就是挂起，看这上面的姑娘像啊，泸沽湖景象啊这些的。”当地人只是把日历当成一种画片，装饰房屋。一次，我问马才哈几号了，他没想出来，问他的孙孙，他孙孙说：“六号了。”他就回答我：“六号。”我回去才发现，当天是七号。第二天，又遇上他。我故意再问他几号，他就顺着昨天的说：“七号嘛。”但随之很严肃地告知我：“今天你不能出远门哦，今天属鸡，不好。但是白乌嘛可以去，白乌跟这里等于是同一块地方，我是说到盐源这些地方去的话，去不得。”杨挖补的占算体系才是他们生活中时间的“指针”，日历号数、手表时刻，记得对与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生活，但是日子算否，则是事关人生安危的大事。 地方，通过对手表、日历，这代表外来文化同化势力的巧妙“篡改”，反把它们纳入自身文化体系中，保持了自身的地方性和文化的主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