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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家庭举行的仪式主要在一年中的三个时段。首先是“2，3月间，开花的时候”，举行“反咒”的仪式，意思是把别人对己施用咒语而产生的鬼怪遣返回去，这些鬼怪能引起各种凶兆，病痛甚至死亡。“敌人施加给你的诅咒，别人在背后议论你，骂骂你，这些东西你需要做一个仪式给他返回去，不然会给你造成不好的影响。” “过后是庄稼收的时候，叶叶这些黄了吧，做喊魂，身体不好的，送菩萨，送鬼。”当地彝人认为，树木凋零，灵魂在野外生活很荒凉，心情也不好，他愿意回来；而且雨季已经过了，不会有洪水暴发的阻隔，魂可以顺利地回来。所以，可以趁此时赎魂，即通过仪式把魂喊回，找回。“你的魂可能被别人用抓住了，把他埋在地下，你就要做迷信（即仪式）把魂挖出来。还有你的魂不想在家里呆了，他到处看看，拈花惹草啊，回不来了，高山峡谷里迷路了，回不来了，就要把他引回来。” “再就是过年前了，把不好的不干净的先就整好了，过年的时候就啥子都是好的了。”此时，把家里所有破旧的不能用东西，全部清理出去，屋里打扫干净。当地彝人所说的“干净的东西”，“不干净的东西”和汉人眼中的“洁净”观念是不一样的。当地彝人说“干净”，暗指没有鬼怪附着其上，不会给人带来灾祸，是吉利的，至少是中性的。比如马专一认为老鸹是不“干净”的动物，原因是它喜欢在坟地叫，而“坟地”是彝人死亡，鬼怪，不吉利等一系列“凶”的概念集中的地方，因此老鸹就被纳入到这个分类体系中。同样，当地彝人在年前的这个仪式中，把所有“不干净”的物品清理出去，实则是把他们心里认为的鬼祟，或者潜藏着的鬼祟苗头排除出去，以免这些东西在新的一年里给家庭带来不可预测的祸患。通过这样一种象征性的“清理”，当地彝人求得了心理上的安全感。 这三种个体家庭性的仪式都是以“人”为核心，为保障人的魂能抵挡住各时节鬼神的侵害、诱惑，顺利度过“年”的周期而开展。“魂”是人的一种象征物，与各种鬼怪，神灵接触、共处，而鬼神对人的福祸也是以对其“魂”的作用方式，比如把人的魂引诱离体，致人病、死。人在一年中不同时段，他的“魂”与周围事物的“魂”，即各种鬼、神的力量对比是不同的。人的魂的力量会随着季节的变换有强有弱，所以，必须通过不同仪式的辅助力量，维持人的魂和周围事物的魂之间的平衡，保障人的生命。正因为有了“魂”的观念和信仰，当地彝人才需要在不同时节做上述仪式。 除了家庭性的对“人”的仪式，当地彝人在一年中还有村落公共性的对“物”的仪式：二月八、三月三和火把节。人在一年中，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不断在向周围环境索取所需物质，比如杀牲口，播种收割，这些行为在当地彝人观念中是一种“欠”与“赔”的关系，人从环境中得到物质满足生命所需，这是“欠”的债，因而一年中还必须以仪式的方式“赔偿”各种生灵，只“欠”不“赔”，就会触怒神灵。“你打猎的时候，欠了野兽的债；采蜜的时候，欠了蜜蜂的债；砍树的时候，欠了森林的债……你就要还这些万事万物的债，不还，各种神灵就要让你得病。”二月八、三月三和火把节就是村落性的“还债”仪式。 二月八和三月三因其在汉人农历的这两天举行而得名。当地人称二月八、三月三为“土产会。”阿朴说：“意思是这天土地开会，就是它休息，不能去打扰它。这天不准劳动。如果劳动的话，地上那些虫子会太多，庄稼也栽不成。” 二月八这一天，各家各户炒燕麦、麻子和起，凑起来，给全村大人、小孩一起吃。他们相信“吃了什么病都不会有了。”三月三的时候，“全村人凑钱买一只鸡，一户一户平摊，买一条狗啊，一条公鸡啊，请个毕摩来，不然庄稼要遭冰雹，这个队的人也才能顺利。毕摩来了到很高的一个地方，全村人都去，白天早晨，吃饭过了就走，打酒啊，买鸡啊，拿起去。毕摩把鸡头甩出去，东南西北哪方都甩一下，朝哪方就是哪方好。不朝哪方就是要遭冰雹啊，人病啊。毕摩就弄个马的脑壳啊，水牛的脑壳啊，在包包上烧了，把它送起走了，‘你不能到我们这一方来，土地啊，人啊’毕摩说。然后吃鸡肉，小孩子的有点感冒啊，就把这些给他吃。” 二月八和三月三代表的时节是羊圈彝人农忙的起点，他们开始打地，种荞子，点包谷。农事活动不单纯是生产劳动，它更是人与诸如土地神，庄稼的魂，以及周围环境中各种生灵，鬼怪打交道的过程。庄稼的长势，下雨降雹，收成的丰歉等等都和人与鬼神的关系息息相关。二月八和三月三就是人象征性地先表示对鬼神的敬畏与补偿，当天不劳动，让土地好好休息，然后在新的农忙周期里，期望土地能顺从人意，不降灾于人。毕摩用鸡的占卜，同样是人对鬼神“意图”的一种试探，也是对人心里不安全、不确定感的一种安慰。以牺牲的方式把将要降灾的鬼送走，也是通过“交换”，即预先给鬼敬飨，鬼今后不再作恶，达成人、鬼关系的重新和谐，也只有预先形成这种关系，新时间周期里的各种农事活动才能顺利进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