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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村落与学校 我们可以在汉彝两种文化观念接触的层面上来考察学校时间与村落时间的互动。如果说民改时的手表和现在政府发的日历是国家直接以“时间”为媒介，企图将权力渗透至地方，那么2000年羊圈小学的建立，则是从文化与教育的层面，在村落中树立另一套时间体系。 杨挖补的时空占算体系是村民们婚丧嫁娶，搬家选址遵循的依据，羊圈小学的选址、开学择日是如何操办的呢？阿朴说：“当时学校建在哪里，美国木嘎（郝瑞）和法国木枳他们来反复看了好几个地方，主要是看水土流失、滑坡，最后才选在现在这里。学校开学也没有请杨挖补来算，就是木嘎、木枳、马尔子他们约好了，哪天来齐了，第二天就可以举行开学典礼。县上规定的好久开学嘛这里就好久开学。”羊圈小学的选址建立在外来者现代“科学”观念之上：不是看唐格的方位冲撞，而是考虑“水土流失”与“滑坡”等自然因素；小学开办的择日也不是依照当地人属相合配观念，却是被纳入外来者的时间体系和国家教育的统一规定中。羊圈人的“地方性知识”在小学的建立过程中被外来的现代观念替代。 学校主要教外来的现代知识，比如数学、英语、美术等，村民们不理解这些和他们生活并不相关的知识，或者说不属于彝族人文化体系中的“知识”。比如美术，当地人关于“美”和“艺术”的概念与学校教的中国画、西洋画等代表的“美术”根本是两套体系。当地彝人也无须理解这些外来知识，他们需要的是理解他们的羊子、包谷雀的叫声、酸柳子开花；需要他们协调的是人与祖先、神鬼的关系，不是小孩上学与家庭劳动的时间。 所以让沙校长最“无可奈何”的是村民们对子女教育的“不合作”态度。他说：“家长不像你们汉族娃儿屋头这么关心子女的学习，他有他各人的事情做，要农忙啊，管牲口什么的。只要娃儿在学校读起在，他就高兴了，读的什么他是不管的。开家长会这些吧，有的住得远的，家头忙的，懒得来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噻。你去给他说吧，他也听不懂的。”学校的教育体系与村落的生活体系截然不同而彼此对立，比如家长不管小孩读书的具体情况，不来开家长会。学校在这种对立中只能无奈地让步于村落的观念。 只要把小孩送入学校，完成这样一个“动作”，作为家长，责任也就尽到；作为家庭，“排场”也就有了。这如同手表在当地文化观中被融纳的过程，只要戴上同于“落古”的这样一个“圈圈”，就是身份、地位乃至幸福的象征，无须确知它指示的时刻。教育的具体内容跟手表的“时刻”一样，与地方文化格格不入，村民在生活中无法像教育内容源出的文化般接纳和理解它。 但学校要在村落里立足，必须积极融入当地文化氛围。我甚至听人讲：“如果不是阿朴在学校后面住起，枝枝这些照看到，学校东西早就被偷光拿光了。白乌那边有个学校就是这样的。”学校得以保全，依托的力量之一是当地家支势力。既然学校在权威上不能脱离村落的格局，自然地，它在作息时间的安排上不可能完全执行遥远的“国家”命令，而要向村落生活实际妥协。 我在羊圈村调查的时候，学校刚把每日的作息时间改了。小学在这学期开学时规定的八点上学，十一月份时，天气开始转冷，学生迟到增多，学校把上学时间调到九点。十二月初，为了适应村落的习惯，学校再次把上学时间调整为十点。沙校长解释说：“现在是十点上了，太冷了。把上课时间推迟了半个小时。我们自己调的，根据这儿的情况调的。迟到的太多了，才把时间调了。农村头本来这段时间就是起来晚的时候，他家里头起来不到，做饭这些搞不赢。农忙的时候，家里头本来起来得早，我们上课时间跟到也早些，八点半左右的样子。下午早点放了学生，有的老师还可以回家参加农忙。这段时间下午放得晚也没啥子，他回去也没什么事做。” 学校一方面得与地方村落妥协，另一方面，它受制于上级教育管理部门，或者说它作为外来权力在当地的一个渗入点，它可以能动的空间毕竟有限。比如，上课时间可以依季节变化推迟，但总不能取消。对于迟到的学生，老师们仍会作为一种教育机制的代表对其“惩罚”的。 我目睹过乌牛的“迟到”。那天中午休息时，她和妈妈、弟弟在院子里吃饭。学校广播里放着歌曲。乌牛不时留心听辨学校的打铃声。有时突然停下筷子，紧张地自问：“是不是打铃了呀？”确认听错了，才松一口气。她对铃声非常敏感。可她始终觉得有些不对劲，为什么今天休息这么久还没上课？到枝枝家去买东西时，发现操场上只剩做扫除的同学，教室里已经传出读书声。“啊，遭了遭了！上课了！”她怯生生地跑到教师门口，乌各，也就是她的堂姐，正拿着竹鞭站在门口，乌牛进门的时候，象征性地挨了几下打，顽皮地吐着舌头跑进去了。老师对学生的“惩罚”，不是建立在绝对的师与生的生硬关系上，它富有一种地方的人情味。可能被汉区“正统”学校老师视作无法容忍的一些学生行为，羊圈小学的老师却能从地方文化习惯的视角包纳它们，比如上文提到的因为学生迟到太多，反而学校改变作息时间，而不是通过严厉惩罚学生迫使他们遵守上课时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