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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代化进程中，拉祜族村寨的卡些也逐渐由年长者让位于年轻人，村长、村支书通常是二十多岁或刚入而立之年的青年人担当，新型卡些与传统卡些已经在产生程序和影响力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敬尊仪式仍然存续。它存续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如我们前面提到，战争、失败、迁徙是拉祜族最为深刻悲壮的历史记忆，在迁徙流离中，头人的带领、群体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即便有优秀的部落首领的带领，分散的、小规模的部落也许能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求得生存，却不能在族群纷争、大民族压迫小民族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他们需要借助一种外部力量来整合族群，凝聚族群。拉祜族万物有灵的多神信仰不能提供这样的社会功能，直到清朝中期，大乘佛教的传入，拉祜族获得了进行社会动员的力量，于是佛教在拉祜族地区迅速传播，拉祜族地区建立了四大佛教基地、五个佛教活动中心，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组织形式，将原来分散的、松散的拉祜族部落联合起来，形成了有凝聚力的族群力量。清朝末期，因反抗清政府的统治，拉祜族遭到了清政府的围剿清洗，政教合一组织瓦解，失去族群整合力量的拉祜族也成为散兵游勇四处迁徙，流落到缅甸等地。二十世纪初期，迁徙到缅甸的拉祜族首先接受了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拉祜族基督教化运动以缅甸景栋为中心，向中国境内扩散，形成了拉祜族的第二次宗改活动，宗教再次成为凝聚拉祜族的精神力量。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期，拉祜族的宗教组织在国民党残余势力挟裹下逃往境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型乡村基层政治制度的建立，用集体化制度成功改造了传统村寨卡些制度，国家制度植入村寨卡些的社区管理之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基督教的取缔，进一步强化了卡些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身份符号。20世纪80年代恢复拉祜族地区基督教信仰之后，宗教精英重新崭露头角，但是他们的社会影响与具有国家代理人特征的新型“卡些”相比，在社区影响力方面已大大弱化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新农村建设以来，各种旨在促进农村发展和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项目通过县、乡、村逐级向村寨社区传递并赋予了“村干部”资源分配的部分权力，利益获得使拉祜族的国家认同得到强化，国家认同下的族群团结信念深入人心。这样的信念，从班利村村委会与基督教会之间的良好互动、配合关系上体现得十分清晰。[15] 由此可见，在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建构下，中国拉祜族聚居区传统卡些已经向地方基层政府代理人身份转变，并被广大民众认同为引导族群团结和族群发展的领导者，由群众海选产生的“村干部”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家代理人，成为代表国家的象征符号，“敬尊”也因此成为广大拉祜族群众对代表国家的“村干部”和县政府领导们的合情合理的情感传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