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B的人物，极少从事直接的劳动生产，却分享了最大多数的“蛋糕”，让他们具备了享受良好生活方式的条件，生命质量与寿命预期均有品质保障，成为社会进步实质的获益者。ADB呈现出来的人物寿命数据，直白地暴露出历史最残酷的一面：民众往往是战争、瘟疫等天灾人祸首当其冲的牺牲品，普通民众被历史的车轮无情碾压，连一份文字记录都未曾留下来，最终成就了ADB量化分析中的数据模型。  图5 欧洲人口发展趋势(33) 职业是否也是影响预期寿命的因素?这个角度非常有意思，但统计起来存在难度。首先，许多历史人物的职业身份是多重的，比如莱布尼茨，他作为哲学家、数学家、外交官等身份在历史上都留下了印记。好在这些职业尽管在专业技能上存在诸多差异，但都可以归到“专业人员”的大类属性下。对于其他具有“跨界”身份的ADB人物，我们归纳出世俗贵族、宗教人士、专业人员以及手工业者等四个类型，以最大可能地涵盖不同的身份。在把平均寿命与职业类型进行关联之后，我们得到如下数据：  图6 职业与平均寿命 图6揭示的信息非常有趣，有一些符合我们的常识判断，比如手工业从业者比专业人员的平均寿命要低，但也有一些现象让我们感到意外：德意志的世俗贵族是平均寿命最短的群体。毫无疑问，世俗贵族是德意志历史上享尽各种特权的一类人，但政治特权并没有直接兑换为良好的生命预期。反观宗教人士，虽然他们舍弃了尘世的一些权利，却收获了较高的生命质量，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取舍。相比较而言，专业人员和手工业者凭借一技之伴生，过着小富即安的稳定生活。 当然，世俗贵族与宗教人士在寿命上的差距令人费解。因为在神圣罗马帝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化中，贵族与神职人员的边界其实非常模糊。神职人员，特别是主教、修道院长等享有一定宗教权力的教会诸侯，往往是贵族出身，更有亲王主教(Fürstbischof)这种兼顾世俗统治权与教会控制权的身份。在贵族家庭的政治实践中，长子继承贵族头衔，次子就不得不去教会。宗教改革时期的威廉(Wilhelm)家族就是如此，威廉五世(Wilhelm der Reiche，1516-1592)是尤里希—克莱维—贝格联合公国(Vereinigte Herzogtümer Jülich-Kleve-Berg)的第二代继承人，他的长子卡尔(Karl Friedrich，1555-1575)最初继承了公爵爵位，甚至被当时的罗马教宗寄予厚望，意图对抗新教势力。可惜卡尔英年早逝，已经在明斯特(Münster)担任主教的弟弟约翰(Johann Wilhelm，1562-1609)，放弃了在教会进一步晋升的机会，回到家族继承公爵头衔。(34)所以，像约翰这样具有跨界身份的人，如何将其归类，一定会影响两类群体的状况。我们用他们最终的身份作为归类的依据。 如何去解释贵族群体的短寿现象非常具有挑战性。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这是由传记编撰者刻意选择的结果。贵族与其说是职业，不如说是一种身份，一出生就能获得；但是像科学家、手工业者等职业，需要经历足够长的专业训练，一定要在成年之后获得业务头衔；即便是宗教人士，也往往要等到成年后才有机会。所以，未成年而夭亡的历史人物，基本上都是贵族出身，他们被收录到ADB，拉低了这个群体的平均寿命。例如，乔治·威廉(Georg Wilhelm von Liegnitz，1660-1675)继承了皮雅斯特(Piasten)王朝的血脉，当年只有15岁，去世时同时兼任利格尼茨(Liegnitz)、布里格(Brieg)的公爵。(35)威廉之所以能够被人物志收录，完全由于他的公爵身份，因为这个年纪在平常人家，还看不出将来要成为学者还是修士。简言之，ADB当中贵族群体的平均寿命最短，或许并不是因为贵族更加短寿，而是因为他们的数据更加准确。而其他类属的群体，没有那些拉低平均值的人物，因此造成人均寿命更长。当然，单纯只有这个因素不可能导致平均寿命的差距高达6年。如果把那些未成年就夭折的人物排除(18岁成年)，平均寿命仍然是贵族群体最低。我们还需要找寻其他解释。 从基因、遗传的角度能够解释得通吗?毕竟，欧洲贵族家族间的通婚非常频繁，一些隐性的遗传疾病，在经过几代人的发酵后，会以强大的方式显现出来。比如，源自维多利亚女王的血友病基因，曾经困扰许多欧洲皇室。(36)然而，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贵族与神职人员在很大比例上来自同一个阶层，具有相似的身体素质，人均寿命应该差别不大。所以，从生理学角度进行解释，并不能说明问题。 因此，生活方式反而成为影响生命周期的重要原因。在很多情况下，世俗贵族与宗教人士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但两种身份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世俗贵族常常以各种理由举行庆典活动，每逢庆典必定有盛宴，音乐和杂耍，(37)酒肉穿肠过的纵欲早就透支了健康，还要面对各种勾心斗角的政治博弈，宫廷社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生活场景。教会框架下的宗教人士并非伏尔泰笔下只会“吟唱、吃喝、消化”(38)的慵懒之士，修道院的生活规律而单纯，食物只为果腹，而不是为享口腹之欲，还有各种宗教的清规戒律所要求的禁食；“祈祷与劳动”的传统让修士的日常生活充盈着祷告、读圣经、手工劳作等属灵的维度，令人无暇顾及俗物的羁绊。总而言之，入世与出世的状态，带来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意境，也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生命预期。 这个假设也可以找到科学研究的依据。大量的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研究从不同角度证明，社会关系对人的寿命会带来直接影响。良好的社会关系、适度的人际交往会让人享有比较健康的生活质量和比较长的生命预期，而紧张、矛盾、焦虑的社会关系则给人的生命周期带来负面影响。(39)勾心斗角的人际关系除了带来心理上的负资产外，也会给肉体带来实质性伤害：死于政治暗杀的比例，在贵族群体中显然高于其他类型。比如荷兰伯爵弗洛里斯五世(Floris V，1254-1296)在42岁时被谋杀，壮年而逝，其子约翰一世(Johann I，1283-1299)也未能摆脱政治暗杀的宿命，年仅15岁就死于政治斗争，(40)荷兰伯爵的血脉甚至就此绝嗣。另有西方学者对欧洲国王寿命的长时段研究表明，皇族有非常高的暴力死亡率，22％的国王死于非命。(41)由此可见，贵族身份其实是一个高风险职业。一个更加显著地影响贵族群体寿命的因素是战争。贵族的身份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当政治斗争不得不用战争来解决的时候，贵族就化身为战士，成为保家卫国的天然承担者。由贵族身份而引申出来的义务，一直到一战还有延续。这场被称为“大战”的战争，消耗了欧洲贵族大批生力军。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世俗贵族出逃进入修道院，恰恰是为了逃避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或者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失意者而已；(42)但这种生活场景的转换，无心插柳柳成荫地让这些人士从紧张的人际关系过渡到相对静默的生活方式，从此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质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