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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诞生—逝世地的网络模型 ADB当中历史人物的另外一组基本信息，是他们的出生地与逝世地。在数字人文研究领域，最为津津乐道的研究方法是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简称SNA)。(43)但是，“社会网络”不应该被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任何能够发生关联的事物，比如瘟疫的流行、观念的传播、商品的流通、信息的传递等，都能够组成网络结构，值得我们关注。基于ADB的信息，不同历史人物从出生地到逝世地的走向，组成了一张最简单的网络，而且具有方向性；(44)借助可视化工具，我们能够将其中隐秘的信息暴露出来，勾勒历史人物迁移的图景，从而推演德意志中心城市的生成。需要强调的是，ADB中涉及的地名由于时间跨度大，还存在古今地名不统一等因素，无法实现所有地名一一还原经纬度。本文的研究只考察可以找到经纬度信息的地名，虽然会损失很多数据，实属无奈之举，但这也能让计算结果更加精准。我们的统计显示，诞生地与逝世地都出现了相对集中的情况，即某些地点诞生了更多历史人物，或者某些地点更多的人在这里逝去。出生地涉及的地名有近1900个，远远多于死亡地名，后者不到900个，我们已经能够想象出一幅画面：ADB的历史人物从“大德意志”区域内分散的地点，逐步向几个中心城市汇聚。我们把这些因素作为加权项体现在可视化图例中，制作成德意志历史人物的“出生地图”和“死亡地图”，获得了更多有趣的发现。 图7呈现的最直观信息是中心城市的凸显：莱比锡、德累斯顿、慕尼黑、柏林等城市诞生了更多ADB人物，也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显然，从现代政治疆域看，维也纳、布拉格、巴塞尔、苏黎世、萨尔茨堡、柯尼斯堡等城市超出了联邦德国的范畴，但是它们出现在“出生地图”和“死亡地图”的排行榜，充分说明“德意志”范畴在历史上的纵深。ADB编委无疑试图强调这些地点在历史上与德意志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图7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认识到，“大德意志”与“小德意志”的竞争具有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有相对集中的中心城市的存在，但从整个德意志的范畴看，城市的分布与发展相对均衡。  图7 德意志的“出生地图”与“死亡地图” 巧合的是，通过从“出生地图”到“死亡地图”的流向分析，我们发现这个轨迹与德意志主要城市高度吻合。ADB的人物有很大一部分人出生在乡村、名不见经传的小城、边陲地带，但他们最终选择在大城市建功立业。这个结果证明城市发展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人才的流动往往遵循从低到高的模式，逆向的流动极其罕有：大城市吸引了各路人才安家落户；聚集起来的人气，反过来又推动了大城市的不断发展。一波又一波新鲜移民的进入，让这样的大城市在历史的沉淀中越来越重要。  图8 15世纪与18世纪“死亡地图”对照 除了宏观意义上德意志中心城市的生成之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些细节信息。在把时间轴信息加入之后，我们发现：城市的吸引力随着时代而发生改变。对比15世纪与18世纪德意志的“死亡地图”，我们清晰地看到由南部向北部扩散的过程。这个趋势刚好对应着普鲁士的崛起，以及柏林逐步登上历史舞台：(45)图8展现了柏林逐步演进为中心城市乃至于德意志首都的轨迹。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对照图中看到纽伦堡、维也纳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德意志城市发展演进的过程中不容忽视。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距离，即计算出生地与逝世地在地理空间上的长度，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来分析历史人物流动性的时代变迁。当然，这个数据存在天然缺陷，我们不能用它来推算历史人物的所有轨迹，因为许多历史人物在有生之年游历了不少地方，比如伊拉斯谟，出生在鹿特丹(Rotterdam)，卒于巴塞尔(Basel)，年轻时他在巴黎求学，后来游历剑桥、弗莱堡等地，(46)地点转换的总长度，远远高于从生到死的单向度流动距离。同时，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经纬度坐标精度的不同，会影响距离的测算，结果的误差在若干千米之内都是常见的情形。不过，从出生到死亡的平均距离确实反映了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从13世纪开始，平均值从140千米逐步增长到19世纪的230千米。同时，整个ADB人物的生死距离的平均值为210千米，也高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半径。据学者对中世纪社会史的研究，普通民众可能终其一生都在自己隶属的庄园、城镇，生活半径极其有限，唯一长距离的旅行可能只有朝圣。(47)兴盛于18世纪的“大旅行”(grand tour)则是只有贵族才有财力与闲暇支撑的游历，意大利等胜地对歌德这样的ADB历史名人也充满吸引力。(48)当然，进入19世纪后，随着火车和轮船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普及，普通民众的活动空间也得以扩大，而这是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副产品，为各个阶层的人群带来了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自由与文明”。(49) 另外，我们可以利用RAG数据库，(50)分析“大学生”这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深度描绘他们的流动性。RAG项目组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1472-1550年间，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大学生的流动存在明显的由北向南趋势，(51)这个进程同德意志城市的“死亡地图”刚好相反。在大学生的流动过程中，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成为重要的结点，背后的因素或许有政治的相似度，许多人更加认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当然，这个时间区间与宗教改革重合，也是让英戈尔施塔特大学变得更具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大学恰好成立于1472年，是巴伐利亚地区得到罗马教宗特许开设的第一所大学，这奠定了大学的天主教立场。所以，宗教改革时期，与马丁·路德发生过激烈交锋的天主教对手艾克(Johannes Eck)在此任教(直到1543年去世)，(52)让英戈尔施塔特成为反宗教改革的中心，也让信仰保守的天主教徒倾向于在此学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