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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往研究者大多把弗雷泽当作进化论学者加以批判，而忽略了他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事实上，弗雷泽深受古典学和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以人类学的方式重新定义了社会和人性的自然法基础，为西方文明由传统进入现代提供了平稳的过渡方式。弗雷泽延续了梅因对18世纪自然权利理论的批判，他将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志等新兴知识带入对自然状态的讨论中，突出了历史和习俗的价值。同时，他以认识论取代道德情感，将之作为人性论的基础，以为社会制度和道德伦理提供相对稳定的根基。重提弗雷泽的理论有助于反思以田野调查为主的人类学方法，突出人类学对基础理论的回应。 关键词：弗雷泽 人类学 自然法 自然状态 作者简介：国曦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引言 作为19世纪英国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弗雷泽（James Frazer）确定了古典人类学基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他实现了对民族志材料的综合，确立了学科的研究问题，展示了比较研究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人类学的基本主张。同时，他是第一个运用民族志材料将西方文明作为整体进行回应的人。他不断地回到文明的源头，运用神话、仪式和风俗重新还原古希腊罗马、希伯来和基督教下的社会生活，探索文明社会的根基。身为启蒙运动的传人，弗雷泽同样追求理性和自由精神，为西方由传统进入现代寻求平稳的过渡方式。 然而，这位如此重要的理论奠基者却被人们轻易地抛弃了。思想史上对弗雷泽的研究少之又少，人们普遍认为19世纪的英国是功利主义和社会功能论的天下，它们为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确立了新的准则，仿佛传统可以自然而然地消失，弗雷泽的作用也因此被忽略了。在人类学内部，以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很快取代了古典人类学，他们强调更实证的田野调查方法，批判弗雷泽是“摇椅上的人类学家”，认为他不但没有实在的田野材料来勾勒社会的整体面貌，甚至怀着进化论的恶意把其他民族当成原始人，带有浓重的种族主义倾向。经过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以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人类学家在文化多元论的指导下，以田野经验为目标，部分地回应了古典学者提出的问题，却拒绝讨论他们的宏大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说，弗雷泽似乎只有学科史意义，而没有理论价值。1991年斯托金（George. W. Stocking）出版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Victorian Anthropology）一书，更加说明了弗雷泽在人类学传统中的失落。人们抛弃了这位理论的奠基者，认为他的理论既不能对后来的研究进行指导，更不能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所启发。 事实上，弗雷泽的价值远非如此局限，他的理论对于理解现代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文化作为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如今往往被庸俗化为生活的调剂品，早期人类学的学术关怀业已丧失。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认为，如果在研究中用整个历史中心的一个领域代替整个历史，这个领域将局限于文化（泰勒，1992：5）。古典时期的人类学家旨在探索文化对人类历史整体的作用，不论是对人类心智的研究，还是对婚姻、宗教等社会制度的拟构，他们强调文化与宏观历史具有紧密关联。结构—功能学派以对进化论的批评为名拒绝古典理论对历史总体进行的书写，转而强调不同社会的内部整合。马林诺夫斯基将社会制度作为文化的真正要素，试图在社会制度的形式、结构和功能之间发现人们的根本需要（马林诺夫斯基，1987：18）。他的理论导向了文化多样性，却忽略了文化的历史价值，尤其是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借鉴所形塑的文明的发展历程。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变后经文化相对主义、多元论等一系列对古典理论的检讨，致使人类学放弃了对人类知识的总体贡献，放弃了在普遍意义上理解人性和社会的雄心。在19世纪，当人类学第一次以学科姿态屹立在知识之林时，它继承了最前沿的理论和方法，开启了对世界的全新认识。作为人类学的早期奠基者，弗雷泽并不像后人批评的那样是个成见极深的书斋先生，恰恰相反，他所提倡的人类学实际上可以重塑人们对以往知识的理解，真正实现对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整合，在此基础上为启蒙运动奠定的自然法提供更加真实可信的补充和修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