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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过习俗回到历史 在进入具体历史场景之前，弗雷泽要处理认识论与社会总体之间的关联。他用认识论代替道德情感组建社会的思想受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同情”（sympathy）作为人类的天然情感，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休谟的理论中得到充分阐释。他们从个体情感上考察同情的含义，认为同情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关联的基础，是社会道德的前提。弗雷泽延续了这一讨论，但他的路径有所不同。他认为，同情并不能为道德提供基础，因为它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出于自然本性对自身苦难的厌恶和出于道义对他人苦难的同情，指向着相反的道德方向。斯密用“公正的裁判者”来平衡它，休谟则看到同情之外社会交往中的利益（interest）原则，但弗雷泽认为这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同情的基础是想象，它的本质是用想象的方式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关联。根据弗雷泽的认识论考察，想象本身包含着不确定性。既然根基不稳固，以自我推展开的社会秩序与道德原则也就面临崩塌的可能。因此，弗雷泽用交感巫术界定他的巫术原则，强调的正是自我与他者、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通过想象达成的混融状态。弗雷泽限定了同情的边界，认为同情仅在认识论上发挥作用，而不能为道德奠基。他不认同个体是社会的最小单位，他在反对卢梭的自然情感时已经表明，社会才是其考察的基础，道德并非来自个体同情的推广，而是有其他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弗雷泽对同情所作的认识论限定不但反对了卢梭的自然情感，也扭转了苏格兰启蒙思想的道德方向。 弗雷泽在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的思想中得到启发。孔多塞以知识的进步构建了一条人类历史的发展之路，他将人类历史分成十个时代，从部落时代直到现代，并认为进步的动力是知识的增长。孔多塞拒绝纯粹的知识，强调只有通过知识实现对社会的推动，才能推动历史进程。古希腊和中世纪的阿拉伯虽然都是知识中心，但由于奴隶制和专制政体的限制，社会并未真正地进步。而近代哲学在笛卡尔的启发下，把科学知识推广到包括上帝、人和世界等全部对象上，实现了用理性为社会立法。同时，在洛克的影响下，理性的原则也作用于道德学、政治学和公共经济学，使它们获得了与自然科学同等的确定性。孔多塞认为，是理智奠定了社会的基础，他说，“人是一种明智的生物，是能够进行推理和获得道德观念的。维护这些权利乃是人们结成政治社会的唯一目标，而社会的艺术便是要保证他们能以最完整的平等并在最广泛的领域内保全这些权利的艺术”（孔多塞，2006：113）。在他眼中，政治生活的核心并非导归人的道德要求，相反，一套科学的社会治理技术才是国家正常运转的保障。因此，他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财富和权利分配是与生产部门的劳动密切相关的，每个生产部门都有一部分无须投入再生产而可以保存下来的财富，这部分财富应用于公共事业，诸如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个人权利的保障等等。这是政府机构与社会公共组织建立的前提，它是仅从个人意志和个体利益出发无法完成的事（孔多塞，2006：115-118）。 孔多塞的理智进化论不只肯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把人们从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文明恐慌中解救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为国家的政治原则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保障。他接受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认为这是近代思想最主要的成果之一，但他同时表明，自由的前提是运用理性的能力。社会的进步和道德的完善无不与理解力密切相关。正因如此，他极端反对迷信，认为迷信与暴政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人类的理解力曾经被迫匍匐于错误的指导面前，它灌输给他们每一代从襁褓之中所传递下来的荒谬信念，加之以对迷信的惊惧和对暴政的惶恐”（孔多塞，2006：146）。孔多塞以理智批判迷信，认为基于迷信建立的社会制度不能带来真正的利益，应当被废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