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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时代转变中的弗雷泽 弗雷泽是继泰勒之后对人类学建制进行阐发的关键人物。他把泰勒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转变为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又在晚年时再次将之界定为心智人类学（mental anthropology）（Frazer，1931：235）。可见，弗雷泽对于人类学理论的思考贯穿始终。他眼中的人类学是一种新知识、新方法，用以增加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进而反思之前的社会理论和人性理论能否准确地把握历史、理解当下。 在这个意义上，弗雷泽的目标是明确的，他的箭靶直指卢梭。1909年，他在利物浦大学筹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人类学系期间发表了一篇与卢梭的自然状态进行对话的演讲。他批评卢梭从自己的理论出发来建立一套社会规则。尤其是当卢梭以“高贵的野蛮人”设定人的自然状态时，弗雷泽认为提出这种跳脱历史和现实秩序的人性基础有着煽动革命的危险（弗雷泽，1988：151）。事实也正是如此，卢梭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领袖，他所提倡的自由、平等精神掀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解放运动。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制度上废除了王权、贵族的政治统治以及与之相连的教会权威，对封建传统下的社会制度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变革。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共和精神伴随着军事征服，动摇了欧洲数世纪以来形成的王权、贵族、教会三足鼎立的稳定的社会结构。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认为，如果说英国废除君主制只是社会顶端的动摇，基础却岿然不动，那么法国大革命则几乎动摇了一切的行政规则和行政习惯，改变了社会的根基（托克维尔，2013：238）。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精神世界被启蒙价值重新塑造。传统社会中，道德与理性尚未合一，社会而非个体是道德的承担者，人们更多地依靠习俗而非知识来认识道德。也就是说，社会风俗、神话传说以及日常行为规范原本是坚实的道德体现，但大革命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人们唯一遵循的是理性和自然权利赋予他的价值。可是，对于未受多少教育的大多数人来说，传统的崩溃只能带来混乱，“无人知道该听命于谁，办事该找谁，无人知道在那些构成每日社会生活的更细小的私人事务中该如何行动”（托克维尔，2013：239）。 作为一个经验论者，弗雷泽认为卢梭的理论缺乏历史依据。他甚至认为，当时的社会学研究对人类整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论探讨都是值得商榷的（弗雷泽，1988：153）。与这些理论不同，弗雷泽将社会人类学局限于研究“人类社会的原始时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初级阶段、幼儿时期”，他认为只有通过对人类自然状态的基础进行真实的、经验论的理解，才能确定自然法的原则，进而对“人类过去的历史有更深刻、更广泛地了解，为后辈提供一个更为公正的决定民族命运的方式”（弗雷泽，1988：157）。因此，他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限定在野蛮人的信仰、习俗以及残存于文明社会中的迷信风俗。在对原始风俗与迷信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弗雷泽努力探索社会制度背后的基本原则，勾勒出历史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原因和动力。同时，他清楚地看到，他所考察的野蛮人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原始状态。他说：“我们对于原始状态，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因此，千万不能用一条规律来说原始人是怎样的，发展至今又是怎样的，我们最多可以说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曾经出现过什么样的状态”（弗雷泽，1988：157-158）。可见，他用原始人的材料来批评卢梭对自然状态的设定，并非单纯地还原原始人的生活，而是在经验中寻找自然法的根基，为启蒙精神和现代性奠定社会基础。 法国大革命无疑引起了英国思想家的思考，但英国当时更直接的社会动力来自于工业革命的冲击。工业革命在19世纪中期爆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将人带入现代生活。弗雷泽的一生见证了它的辉煌与危险，他出生于维多利亚时代，1851年的水晶宫博览会展现了完全不输于封建顶峰时期凡尔赛宫的耀眼光芒，而且它更包容、更平等、更博大。短短几十年，工业革命像变戏法一样，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创造了一个如梦似幻的物质世界，坚定了人们对启蒙价值的肯定。与此同时，议会改革、政党政治、大学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英国也在以缓和的方式告别历史，告别古典主义和基督教。然而，工业革命带来的苦难并不少于政治革命。城市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属于工人阶级，他们的生活极度贫困。为了节省开支，他们租住在伦敦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其生活用水混杂着废弃物，滋生了大量疾病。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极低，工厂的工作是单调的重复，主日学校教授的宗教教条丝毫没有理性和实际用途。恩格斯认为，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如同政治革命对于法国一样，“资产阶级是不近人情的冷酷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无产阶级是无法形容的贫困”，这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社会处于全面的崩溃状态”（恩格斯，1956：60）。如果说大革命的影响只能波及欧洲的话，那么工业革命却掀起了整个世界的变化。资本主义席卷着现代价值，摧毁了传统的社会结构，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理念逐渐被世界各地所接受，不论他们的历史文化如何，资本主义在短时间内把人们置于形式上的平等。正因如此，19世纪末爆发的欧洲战争才引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的战争。 英法两国的经验表明，文明由传统进入现代，经历了时代的暴力。历史往往被忽视，人们试图凭借新的理念为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弗雷泽担忧启蒙精神的革命底色，他受英国保守主义影响，认为启蒙精神并非“现在才有”，而是在历史上已有它的“家谱和祖先”。在英国，自由早已得到更高的礼遇，它并非人们用理性和思辨所“发明”之物，而是作为一种“习惯性的、天然的尊严”鼓舞着人们，“防止那些最先获得任何名气的人们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的那种使人丢脸的暴发户式的倨傲”（柏克，2009：45）。白哲特（Walter Bagehot）指出，在英国的宪政中，尊崇原则与效率原则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说大革命之后的民主政治不能唤醒人们的尊崇，那它几乎难逃风雨飘摇的命运（白哲特，2005：3-7）。弗雷泽并非没有看到现代民主政治的大势所趋，他也不是绝对君主制的拥护者，他的研究旨在超越以观念建构社会的危险，从历史的发展中找到社会迈向自由和进步的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弗雷泽反对观念论。他在研究中首先区分了观念和习俗，他所关注的迷信风俗本质上是过去久远的观念在文明社会中的遗留，这正体现了观念与制度间的张力。他认为，习俗是不易改变的，但习俗之上的价值和观念往往容易被新的理论所取代。通过对习俗本身的研究，可以揭示在观念之下社会自身演进的历史，人们将发现更加真实而稳固的社会基础（弗雷泽，1988：144-146）。当弗雷泽在1921年再次阐释他的“心智人类学”时，他认为，人类学要解决的是“那些哲学家、夸夸其谈的人、煽动家和梦想家为人们创造的普遍民主和普遍财富的黄金时代的想象，他们已经将无知的大众引向了绝壁的边缘，并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推了下去”，而人类学的任务就是用新的方法和精神，在面对同样的主题时，“基于对材料耐心地搜集和整理工作”，使人们接近历史的真相（Frazer，1931：25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