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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贻谷参案研究


    【摘要】复原清未贻谷案的来龙去脉,可积极揭示该案件的经济法律关键问题之所在,透视案件背后所蕴含的朝廷、蒙旗、汉族移民之间复杂的利益纠结。中国土地财政的历史源远流长,并非始于今日。清末蒙旗放垦过程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受朝廷“以地生财”大挣快钱的政策冲动驱使所致。
    【关键词】内蒙古垦务 贻谷参案 土地财政
     
    有清一代,遗留档案最多的清代刑案应首推贻谷案。不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贻谷案件的单独全宗,而且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贻谷案以及垦务档案也是镇馆之宝。尽管不乏关于贻谷案或者与此相关的清末内蒙古垦务的论著,但真正下工夫解读原始档案的论文难得一见。本文设定的目标是:一则以原始档案、报刊等过去尚未发掘的材料矫正目前学术界建立在不扎实的资料基础上对于案件经过和结果的意识形态化历史叙事;一则以小概大,通过贻谷案揭示清末民初社会转型过程中蜩螗沸羹的景象,从经济法律的角度重新审视贻谷案件蕴含的学理意义。
    一、案情考索:权力场域的博弈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岑春煊请开晋边蒙地屯垦。同年十一月,命贻谷督晋边垦务。确切言,蒙古垦务是由贻谷本身筹划创议的结果。岑春煊的建议之所以被采纳,显然与赴晋前以扈从有功而慈眷甚隆有关,更主要的是当时山西亢旱日久,灾歉频仍,致库储如洗,民生困重,连慈禧到太原后都不得不继续前往西安。资源的匮乏造成清帝国在空间力量上的衰竭。蒙古的贫穷使其屏障作用逐渐削弱,呈现出蒙王不足倚、蒙兵不足恃的忧患。通过举办垦务以拓利源,可以练军振武。安斋库治所引岑春煊《奏请开垦蒙地案折》就清楚地阐发了练兵、筹费与垦务之间的关系。[1]清廷任命时为兵部侍郎的贻谷督办垦务也是经过一番考虑的,绝非如后世学者所言纯系贻谷在两宫回銮拟派大员兴办西北屯垦之际丐荣禄请于孝钦的钻营结果。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时任侍讲学士的贻谷就陈奏请招商开采蒙古金矿,俨然以老于边谋自矜,但牵于众议,未果而终。[2]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有兵部左侍郎头衔的贻谷复被任命为镶蓝旗蒙古副都统,所以简派为督办垦务大臣也是水到渠成之事。学术界的认识受到《清史稿》关于贻谷传记的叙述的误导,将次年扈驾还京,“兵部公署已毁,假柏林寺为廨舍。贻谷昕夕莅事,如在行在时”[3](P14319)作为其表现出众而获得督办垦务任命的原因。事实上,在贻谷奉命督办垦务之时,慈禧尚未回銮北京。
    夫祸变之来,每相缘藉,是以风旋而上升,水激则弥悍。文哲珲原是绥远旗员,后任绥远城协领,贻谷到任后,将其荐拔为镇守归化城等处地方副都统,“于垦政进行久参机要,悉其底蕴。官位既显,觉副都统去将军一阶耳,而贻谷目使颐令,无殊畴曩,文哲珲意不能平,遂交恶,驯致互劾,贻谷罪状乃上闻”[4](P586)。原来,绥远城前任将军信恪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为修理绥远军械,向清廷奏明由绥远列报。信恪卸任后,不但军械无所有,账簿亦无从稽查,这笔数千两银子的余款,竟无影无踪地不知去向。山西巡抚再三催促列报,贻谷追问该款下落,文哲珲无以答对,后眼见贻谷步步紧逼,遂反守为攻,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具奏向清廷揭发贻谷问题,请求朝廷派大员查办。有理没理,原告先起。在两个同样贪腐的官员彼此争斗的情势下,地位低的官员虽说可能在资源上不够雄厚,但设若先发制人,则以小博大,即便同样失败被革褫,其相对损失亦定然小于地位高的官员,从而赢得心理上的胜利。贻谷的彻底根究威胁到文哲珲的政治生命,其被压缩能量的爆发力得以充分动员起来舍命相拼。贻谷本系在科场、官场和商场上的多面手,一路踏着鼓点飞黄腾达,不料后院起火,从辉煌的巅峰顿然跌入人生的低谷。
     
    【作者简介】张世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