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贻谷参案研究(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33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 张世明 参加讨论
清廷决定在蒙地放垦的目的原为敛银,如今文哲珲的奏折里说大批银两尽人贻谷私囊,这当然是慈禧不能容忍的,遂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下令彻底查办。一般论著均依据清人笔记加以演绎:奕劻是出名的贪污纳贿的皇室宗亲,凡到京阴谋的人无不走他的门子。他当时正得慈禧宠任,炙手可热,得知鹿传霖要去查办贻谷,唯恐揭出干连自己的问题,乃推介绍英一同前往,但绍英实际上仅应声而已。鹿传霖自请查办,是受了张曾敭的鼓动。张曾敭与贻谷向有夙怨,此时极力落井下石,鼓动鹿去查办,并建议樊增祥作辅。但这些叙述每每不准确。 其一,张曾敭是张之洞的侄孙,鹿传霖又是张之洞的姐夫,由于这种沾亲带故的关系,两人过从甚密,张曾敭到鹿家走动,在鹿退值回家后推荐随从人员是可能的,但没有可能乘贻之危鼓动鹿“自请查办”。张曾敭担任山西巡抚,因为垦务与山西密切相关,贻谷的亲信僚属、该案中关键人物姚学镜等都是过去从晋省抽调差遣的官员,在贻谷剿办口外马贼、处理达拉特旗赔教地案等政务过程中,张曾敭和贻谷奉旨合作,在放垦业务上多有来往。正是由于垦务与山西有关,鹿在受命后向前来拜访的张曾敭咨询,揣度情理,乃很正常的事情。或许鹿欲邀张随行而张另外举荐樊,亦未可知。但是,台湾著名文史作家高拜石云:贻谷被参案发之时,“张小帆(曾敭)从山西巡抚开缺来京,方有抚浙之命,正待请训”[5](P320),故而推荐樊增祥随行。此论不确。张当时由于将秋瑾杀害于绍兴轩亭口一案过于血腥,遭到新闻媒体广泛抨击,不得不作为清廷替罪羊承担责任而去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清廷将其重新调回山西再任巡抚,来京陛见,以避风潮。张曾敭对前事表示不满,连上三本乞退,寓居京城,无所事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樊因与甘督升允不洽去职。张、樊二人在当时自然有俱为天涯沦落人的同病相怜之感,荐举樊亦合情理。据《鹿传霖日记》载,在查案出京前,“上赏路菜茶点,庆亦送路菜。申刻赴冰老(张氏晚年自号抱冰,故称之为“冰老”—引者注)处饮,同坐为小帆、云门,戌刻散归。”[6]在张之洞为其饯行的宴会上,张、樊均作陪,而且《鹿传霖日记》中还有其他相关记述,可以肯定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绝非泛泛之交。 其二,樊氏不仅治狱精绝,而且是庚子事变后清朝最高统治者辛丑二年“罪己诏”等重要文献的捉刀者。鹿传霖当时年事已高,远赴关外,自然要带上这把宝刀。对于樊氏而言,鹿传霖—向极为关照,这次专折请调以樊随行,也是给赋闲在京的门生开复的一个机会。橐笔依人乃是樊氏长技,在侘傺之余自然不会放过这一东山再起之机。贻谷本身在答辩词中言之甚明,樊与自己夙有嫌怨,通国皆知。这种质疑被外间演绎衍生,形成了清人笔记的故事版本:“或云增祥初与贻谷同在荣幕,一夕谈及旧事,极言官不可为。贻谷笑曰:‘君既不愿做官,何不学孟襄阳夜归鹿门。’盖讥其谄事传霖也。增祥引为大恨,至是遂借手报复,陷其罪至死。增祥人虽狡险,究不可因此遂宽贻谷之罪。”[7](P220)揆诸这一传言,其间仍存在不少疑点,既然荣禄和鹿传霖关系极为密切,贻谷之言无疑会开罪其倾身结纳的后台荣禄。这一故事版本估计是来自王闿运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二十四日的记载:“闻樊增祥在行在私事滋轩,同人呼为‘孟浩然’,取‘夜归鹿门’谑之。”[8](P13)戊戌政变后,荣禄以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兼统武卫五军,以懿旨照准调遣陈夔龙、毓秀、谭启瑞、聂时隽、奭良等文员参与幕府,赞襄密勿。贻谷则因替荣禄出谋划策,通过黄永思倡议的昭信股票使编练武卫五军得以解决练兵经费,为荣禄所依寄见重。这也是贻谷等人日后在兵部任职以及贻谷就绾军符、出任绥远将军的因缘。是时,贻谷作为后起之秀在荣禄幕府中日渐与樊不相上下,以争宠信而积不相能。樊之陕藩解职,传闻与贻谷有关系,因此樊更恨贻谷。这也属于影响之谈,难以凭据坐实。不过,遇到樊氏犀利如刀之笔,贻谷注定没有好果子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