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贻谷参案研究(8)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05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 张世明 参加讨论
三、案件背后的实质:资源配置与利益平衡 接连不断的丧权辱国,赔款割地,已经使得清廷国库奇绌,面临资金链断裂而支出刚性的尴尬局面,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别无他途,只好从土地上打主意。受“以地生财”大挣快钱的冲动驱使,加之当时蒙旗因为教案赔款产生地方债必须偿还,急无良策,清廷遂任命贻谷为督办蒙疆垦务大臣,揭开了蒙古地区历史上一场大规模的“土改”。值此时艰,朝廷练兵需款孔亟,竟如悬釜待爨,在内蒙古地区如火如荼地放垦就是为了聚敛帑银。可以说,中国土地财政的历史源远流长,并非始于今日。清朝这一政策的后效必然是在放垦过程中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见效快的敛钱就是收取押荒银,以济要需。由于贻谷的放垦主要是清理整顿,而开发的色彩较少,所以历史学家评论称,当时总司其事者狃于收价,予奖之部章专以多收荒价为功,既不能于旧垦之外多辟新荒,且转夺旧垦之田归诸新户,种种盘剥,以致民蒙胥怨,实边美政竟不克行。推厥初衷,清朝放垦旨在广开财路,解决财政危机,收取巨额的押荒银和升科银以裕国帑,冀图“垦务朝令一出,暮入千金”[36](P110),但望之太奢,从贻谷上交朝廷的款额看,答卷成绩很不理想,六七年间仅上交户部银22万两,对于资金极度短缺的清廷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失望之情不言而喻。也就是说,清廷最高统治者对贻谷的政绩表示失望,也是从经济利益上考虑的。从逻辑上说,贻谷的失误根源恰恰就因为放垦政策本身存在内在缺陷。 按照清朝法律规定,蒙汉不准交产,民间辗转典卖虽有相当代价,然系私相授受,政府未尝承认,不得视为管业,具有法律上的安全隐患。很多移民生活在法律不承认、不保护的空间里。殆私垦久干例禁,故蒙人不曰开垦而曰开荒,以避私垦之名。各蒙旗各行其是的私垦,借永租为不卖之卖,就如同当今的招商引资,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耕地农民与日俱增。此等农民与当地蒙民私相授受,开垦公地,引发蒙古社会内部产权从公有向私有化转移的变革。户口地(有些地方称为“箭丁地”、“生计地”)的法律制度推行即在于避免私自放垦引发的混乱和无序,降低不公平感。例如,乾隆八年(1743年),土默特部奏闻清廷,谋欲杜绝私垦,乃将归化城土默特地亩,依村户之多少,分与蒙民私有,名曰“户口地”,另留村地一部,为合村公共牧场,并颁禁令。史料记载,在杭锦旗,“蒙民户口地,向以个人势力之大小为受地之标准,既不能计口授地,又不能称物平施,有力者坐享膏腴,无力者贫无立锥,立法不良,是亦专制流毒之一斑而已,,[37](P42)。清代蒙古社会内部进行的重构释放演化的动能,使得外部规则的含义也被重构。私垦造成蒙古社会内部的情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创造比较制度优势。“人民租种蒙地。每年出钱若干,谓之地谱,设令蒙古地主累世相传,后世不知其地之所在,则只按年凭账吃租,并不问其地有无变迁及转移何处,故有云‘蒙古吃租,认租不认地’。”[38](P750)更有甚者,经过层层顶递,蒙主仅有租权而无撤佃权,任管佃户如何转顶,不得过问,并且因为佃顶太多,世产流传,半多迷失,连收租权亦风流云散,即欲自务躬耕,尚须辗转他租。本分者自奸诈之民得值本难,强忍甘难,遂不质于公,聚众私斗,争田攘地。蒙汉缠讼,起于地事居多。[39](P7—8)从鄂尔多斯扎萨克郡王旗台吉等非常不通顺且错字甚多的共同陈诉档案中也可以看出,所谓“强梁汉民”与“善良我们”的“穷苦蒙众”之间为土地的争乱极为激烈。[40]清代后期,蒙人因放地过多,隐虑将来游牧不便,频频倡为闭地之议。但经过长期历史发展,“汉民舍蒙古之山田,无可耕种,蒙古离汉民之租银,不能谋生”[41],复杂的利益格局已经超出了简单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的解决能力范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