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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断裂与赓续——基于知识生产的视角*(4)


    知识生产方式的落后:中华文明所遭遇危机的本质
    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华文明遭遇了西方文明的挑战,并开始了现代转型。与西方现代文明相比较,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现代转型之前的西方文明都是传统文明。所以,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明的冲突,其实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是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的主动挑战。由于自身文明程度相对较高,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在遭遇西方现代文明挑战时还有一些调整空间和还手之力,而美洲、澳洲的土著文明,或者被彻底灭绝,或者被彻底同化并边缘化,成为侵入文明(欧美文明)的附庸。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根本区别是什么?现代文明战胜传统文明的根本优势又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提出的角度虽然不同,但答案却是一样的:现代文明拥有更先进的知识生产方式,它是以现代科学为标志和核心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衍生品,而这正是它得以战胜传统文明的根本优势。
    关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区别,鸦片战争以来,国人似乎也认识到了一些。林则徐、魏源首先认识到中西在技术上的差距,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大臣李鸿章则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法而不必尽用其人”。⑦这大体代表了国人对中西差别与差距的看法。但是,李鸿章的着眼对象局限于实用器物即实用产品层面,而未看到中西物质产品差异背后所隐藏的本质。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对于西方文明的优长,国人已有所认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价西洋著作《寰有诠》时就说:“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⑧《明史》则承认,西方人的历法和计算比中国精密(《明史》卷三一)。《红楼梦》中,当时的达官贵人对西洋机械类器物也颇为欣赏。但是,这些古人都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中西这些差异乃是不同知识生产方式的差异;他们更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知识生产方式的差异乃是根本性差异,它必然衍生出其他产品生产方式的差异,从而会彻底改变两个文明的未来与命运。
    鸦片战争以降,屡战屡败的残酷现实迫使中国逐步推进改革。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再经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到了“五四”时期,学术界形成了一个大概的共识,中国最缺的是科学与民主,所以,“科学”与“民主”成了两大口号,而尤被推崇的,则是科学。但是,对于科学与民主,国人都有严重的误解,只是从很浅的实用层次来看待二者,而正是这种浅见,使得国人(主要是学者)无法针对中国的真正缺陷提出有效的改革方案。
    对于科学,国人有一重大认识误区,即混淆了科学与技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理解的科学其实是技术。在西方,科学(science)与技术(technology)是有明显区别的。科学首先是一种知识生产方式,然后是这种知识生产方式所衍生的知识体系,前者是自变量,后者是因变量。科学的根本任务是要对世界(或事件)进行描述,形成理论。技术是劳动生产方面的经验、知识和技巧,也泛指其他操作方面的技巧。说直白些,科学生产的产品是一些公式和陈述(如牛顿力学就是一组公式加一些陈述),而技术生产的产品通常是具有具体空间、时间、形状或颜色特征的产品(即便电影的内容自身没有空间特征,即不占据空间,但它有颜色特征)。举例言之,牛顿搞的是科学,瓦特搞的是技术。科学与技术都属于知识,但科学最为基础和重要。科学与技术的关联度越来越紧密,科学越来越直接、快速地支持技术。
    对于民主,国人的认识也存在严重误区。首先,国人从为人民谋福利的目的出发,喜欢将民主与儒家的民本思想对应,其实,二者不是一回事。其次,国人看重的是民主而不是法治。国人既未认识到,比民主更重要的是法治; 更未认识到,法治本身蕴含的乃是一种特定的知识生产方式。对法治的认识不足,乃是晚清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严重缺陷,此申论之。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