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泉府》与熙宁市易法(10)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42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 俞菁慧 参加讨论
(六)“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国服之息”之激辩 泉府此条出现了熙宁时新旧两派关于常平争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国服之息”。“国服之息”与下文的“国用取具”曾是王安石与韩琦关于“青苗息钱”辩论的重点,其中心问题在于青苗借贷是否应当收息?收多少息?息钱可否国家取用?辩论直接关系到政府借贷收息的合法性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有必要将“国服之息”论证纳入市易解释范畴,因为除了借贷对象不同外,市易之借贷形式、收息、取用原理与青苗借贷相似。而在经解层面,泉府“国服之息”更直接对应的当是市易息钱,因为泉府主关商贾借贷而并未言及小农借贷。 “以国服为之息”的说法,先郑、后郑各有解释: 郑司农云“贷者,谓从官借本贾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假令其国出丝絮,则以丝絮偿;其国出絺葛,则以絺葛偿。”玄谓以国服为之息,以其于国服事之税为息也。 郑司农(郑众)以为,国服之息即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假令其国出丝絮,则以丝絮偿;其国出絺葛,则以絺葛偿”,即以所在国物产为息,原则上取其易得。韩琦正是采用了郑众的解释:“臣谓周制有从官借本贾者,亦不以求民之利,但令变所贷钱,使输国服,即以为息也。此所谓王道也。”(46)其在“国服”解释上倾向于郑众注,承认贾者从官借贷之制与应付之利息,但还息之法是令其输所在地之“国服”,即物产。王安石则采郑玄注,郑玄谓以国服为之息,“以其于国服事之税为息”也。王安石以为“以国服为之息,则各以其所服国事贾物为息也。若农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47)。显然,郑玄强调的不是所在国的物产差别,而是民众从官借贷钱物之后,以个体劳动、经营来偿还利息的基本义务,王安石在这一点上承续了郑玄的意见。 至于泉府贷民,出息几何,经实无明文。郑玄又云:“于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用《周礼》通行的说法即“二十而一”。《周礼》“载师”任地之法:“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4](p.962)郑玄泉府取息之法,大抵参照了载师任地出税法。载师任地制税凡五等,最低“园廛二十而一”,最高“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郑玄借“园廛之田”二十而一为说,只是约合其意,但却为后世关于息钱轻重的争论敞开了空间。 青苗法最初所规定取息,或有三分,以河北为最;或有二分,京西、陕西等路依此;或“当纳本色,不收其息,或止收一二分之时多少相补”(48)。条例司云:“本司今按《周礼》泉府之官,民之贷者,取息有至二十而五,而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49)“二十而五”之说,即是从载师“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王安石以为,从无息至二分之息(惟独河北三分,为例外情况),比起《周礼》最高之息“二十而五”不为高。然而,反对者对此不以为然,孙觉云:“《载师》所任,自园廛二十而一,至漆林二十而五,其征五等,而漆林之征最重。以其末作妨农,所以抑之使归本色。今农民乏绝,将以补耕助敛,乃欲二十而五,以比漆林之征,则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与《周礼》之意相违甚矣。”(50)孙觉以为,《载师》征税法旨在重农抑商,本末自当有别。常平借贷本为农事,故息钱收取不当以条例司采用的“漆林之征”为准。(51) 综上所述,新旧两派关于“国服之息”的论争主要聚焦于两个层面:第一,“国服之息”的息钱来源。条例司主张以个体劳动所得为息,韩琦认为当以本国物产所出为息,不管是哪种说法,其实都认可利息本身,只是经解差异而已,不足以构成双方实质性分歧。第二,息额基准。旨在表明政府收息高低,是论争关键所在。王安石比对最高息法(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以为青苗收息并不算高;韩琦则以“至远之地”即《载师》所云“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为说,并将一年两次借贷的二分次息换算为岁息四分,明政府取息已经远远超过《周礼》所述(52)。 因泉府无收息之明文,故从郑玄注开始已是臆测之词,后世争论不过根据己意来论证而已,皆以己方认定的经义为据,客观看来不必太纠结孰是孰非。但不管按哪一方为准,熙宁元丰期间,政府借贷收息的总体标准是一至二分之间(市易借贷通行二分之息,但后来实行金银抵押贷后则低至一分二厘),比起动辄百分之百的民间高利贷(“倍称之息”),实属低息(5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