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原侵华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补充兵、日本每日新闻社记者品野实，办理了赴中国的护照。但受当时形势所囿，他仍未获准允许去滇西地区。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死在松山的日本兵写一本书——后来这本书写成了，就是在日本极具影响力的《异国的鬼》。
     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来到云南，他们被允许到更多的地方参观和游览，但当时云南对外开放地域限定在昆明以西三百多公里的大理市。虽然大理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更有南诏古国的遗址和五朵金花的故事蜚声中外，然而日本人却个个愁眉不展，终日翘首西望，茶饭不思。临行前，他们面西肃立，而后长跪不起。他们仍是要到滇西祭奠日军亡灵的。
     1980年1月，日本人终于在战后首次踏上滇西的土地。这次，由日本“全缅战联协”派遣的“云南地区慰灵团”来到中国。大概在外交接洽环节，日方已考虑到在中国收骨不会成功，这一次只是试探性地派出了10个人来摸情况，成员由清一色老兵组成，以甲谷秀太郎为团长。这次品野实又积极争取，却仍未能被选中，大概因为他在战争时期仅参加了龙陵作战，不属最重要的亲历者。与那段历史有密切关联的10个日本老兵中，有从松山战场奉命逃出去的原日军炮兵中尉木下昌巳，在腾冲战场活下来的卫生兵吉野孝公，还有在龙陵帮助守备队长小室钟太郎中佐自杀的大尉副官土生甚吾，及曾在第56师团司令部任职的中尉石井皎。据品野实《异国的鬼》一书记述，“这次在中国方面的帮助下，这些日本人得到了滇西战场上的泥土”。回国后，在原日军第56师团战友会举行的慰灵式上，这些泥土作为“灵沙”分给了阵亡人员家属。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多的日本人终于可以以“旅游观光”的名义来到滇西。在松山旧战场上，他们一般不跟当地老百姓说话，表情肃穆。上了山后，在这个再度枝繁叶茂的山峦里搂树抓土，哭天叫地，诉说祷告……当地人印象最深的一位日本老者，曾带着一群男女儿孙来到松山，坚辞导游，竟能在山上轻车熟路地走动。有当地的明白人问他：你是当年那位逃出去的日军炮兵中尉吧？此人正是木下昌巳。从1980年起他来滇西十多次，心愿只有一个：为死在松山的日军在当地建一座慰灵碑。为此他走访了所有死者的遗族，向他们讲述死者最后的“战迹”；他后半生全部的心愿就是满足死者的心愿。为此，他曾表现出一些诚意，比如捐资龙陵在原日军第56师团前进指挥所驻地赵氏宗祠前建了一所白塔小学，当地人谓之“赎罪”学校。这一举动得到了当地政府有保留的理解，但认为他要为松山日军阵亡者立碑之事，却属非分之想。
     笔者在滇西采访期间，常常听到当地人说起日本人为寻找日军遗骨而“悬赏”的事，据说交换条件是：一具尸骸换一辆轿车，一根腿骨或手骨换一台彩电。这些，自然是日本方面在通过外交努力无果，从而私下活动后播散出来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据载，“云南地区慰灵团”自1980年起至1990年代，至少4次来到云南，曾改换名义为“日中友好恳谈会”，企图从民间收集日军遗骨。1988年7月，日本“全缅战联协”常务理事甲谷秀太郎一行4人沿滇缅公路到达滇西，在龙陵、腾冲、芒市、畹町等地战场遗址进行谢罪忏悔。参加活动的老兵们当时已六七十岁，他们也做了一些促进中日友好的事，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他们三番五次来云南的真正目的。当时在昆明市日资企业——日本华兴株式会社驻昆办事处供职的陈晓耘女士见证了这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