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我们是这样安排中国历史体系的，即：一、原始社会；二、奴隶制社会；三、封建制社会；四、资本主义社会；五、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我们习称的五种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亦即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但是，经过一阵讨论之后，人们发现这一条普遍规律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于是又提出：一、中国文明早熟论；二、中国奴隶制社会不发达论；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在这三论之前是原始社会，其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归入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人们习称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此外，还有一种中国历史发展的“维新”路线说，但由于此说过分强调封建土地国有制，没有取得人们的共识。
    本来，上述历史体系开初是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提出来的，并非史学界的共同认识。这种历史体系之成为共同认识，是建国后学习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的结果。
    当然，这种历史体系之所以成为人们的共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西方历史发展是常态的，中国以至东方的历史发展是变态的。就象生产成品一样，前者是高级产品，后者是初级产品。两个档次，中国和东方的历史是低档次的。所以，不能说中国和东方的历史不合格，但它却是低规格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和其他史学流派有着或明或暗的共同认识。
    文革期间有所谓“影射”史学，但其涉及的仅仅是历史学的功能，即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所以我曾说，“影射”史学是从借鉴说发展而来的。历史学的功能既然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标而取得借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自然要流为“影射”史学了。但影射史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上述历史体系。所以，批判影射史学，最后仍以上述历史体系为归宿。
    文革以后，有些人、特别是青年一代，曾想打破上述历史体系，但由于他们以西方历史为正宗，终不免在上述历史体系中绕圈子，没有从这种历史的八卦阵中走出来。
    现在我们要问：这种历史体系或者说历史发展图式对不对呢？我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重新思考的重大而严肃的课题。
    一
    首先我们要问：所谓东方社会发育不良说的根据是什么呢？依我看，根据不外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的那段话，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如果我们把这里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原始社会，在后面加上社会主义社会，岂不是五种生产方式吗？
    我曾经指出：马克思这里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确乎是指原始社会，尽管他说的实际上是农村公社，即原始社会的解体形态。后来由于看到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他和恩格斯这才改变了看法，用氏族公社取代了这里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认为原始社会即氏族社会。但问题是不是因此就了结了呢？曰：没有。不仅没有，而且把问题更加明确地提出来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两条途径：一条是通过公社的冲突与联合，管理阶层变为统治阶级；另一条是由家族吸收外来的奴隶，发展为奴隶制。这里所说的“公社”当然已不是原始公社，而是农村公社。所谓中国和东方文明早熟论，就是从这里来的。在本书的《准备材料》中，恩格斯又提出了两种奴隶制，即古典的劳动奴隶制和东方的家内奴隶制。前者当然是发达的，后者则是不发达的。所以，西方和东方都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但进入文明社会时却走了不同的路子。东方文明社会是保留着农村公社的社会，即马克思所说半文明半野蛮的社会。原来马克思认为，印度自始就是这样的社会；按恩格斯的说法，印度自原始社会后才进入这样的社会，但停留在这样的状态，则是他们二人的共同认识。
    后来，恩格斯的观点又有所改变，认为东方存在着发达的家庭奴隶制，并提出：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他并没有再度说明东方文明起源的问题，也没有继续论述东方社会。据此，我将他们说的亚细亚形态解为一种类型的封建制，即保留着农村公社的封建社会。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半文明半野蛮的社会都是停滞型的。所谓停滞，就是停留在半文明半野蛮的状态，没有、而且不可能跨进近代文明社会。
    由此可见，所谓早熟论、不发达论和停滞论，都是有理论根据的。现在我们要问：这种理论根据对不对呢？曰：这就要由实践来回答了。所谓实践，并不限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些重大发现也可谓之实践。通过实践检验理论并发展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理。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方面的实践吧！
    如所周知，在上个世纪即19世纪，人们习惯上是把印欧人种和雅利安人等同视之的。所以，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起码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印欧人。雅利安人分为两部分，即：亚洲的雅利安人和欧洲的雅利安人，而欧洲的雅利安人是从亚洲迁去的。迁到欧洲的雅利安人从原始社会相继进入了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并率先跨进了资本主义社会；而留在亚洲的雅利安人在原始社会后则停留在半文明半野蛮的状态，直到他们为西方所征服时还没有改变。之所以如此，在于撒哈拉大沙漠地带干燥的气候，农业要依赖于大规模的人工灌溉工程，而这是要由中央政府依靠村社来完成的。这一切，可以说是那时西方人的共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依据这种共识谈论东方社会的。例如，他们对印度社会的认识就来自一些欧洲人的旅行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的报告。当然，他们也力图深入探讨东方、特别是印度的历史，但由于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从本世纪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例如，人们不再把雅利安人等同于印欧人，而只视之为印欧人的一个亚洲分支。从某种意义上说，雅利安人大约相当于印欧人种中的印度伊朗人。但这也不甚确切，因为雅利安人并非种族或部族名称，而是这一部分人的自称，其意思是高贵的。所以，雅利安人即高贵的人。可以确定为这一部分人的有伊朗的波斯人、米底人和印度以往的贵族阶层，其中还有一些在历史中消失了。
    更重要的是，所谓雅利安人并不是印度和伊朗等地的原始居民。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一部分印欧人原来居住在中亚的河中地区，即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他们是在距今4000年－3000年期间才从兴都库什山口分批迁往伊朗和印度的，其中还有一部分东迁到我国的塔里木盆地。我国新疆发现的距今4000年的古尸，经过体质鉴定，属于日尔曼人类型，所以这一部分雅利安人有可能是古日尔曼人。至于他们是不是河中地区的原始居民，那就不敢说了。也有可能，他们是从别处例如亚兰草原迁居到河中地区的。因为，亚兰草原曾经居住过西日尔曼尼亚人。
    不管雅利安人在河中地区时的社会发展程度如何，按照他们迁移到印度和伊朗的时间来叙述东方社会的历史，都是不行的。何况，现在已经发现，先于雅利安人迁移到印度的还有从美索不达米亚来的黑人、即尼格罗人族群。所以，我们只能依据现有的发现，重新认识东方社会的历史，而不能把我们的认识总是停留在19世纪的水平上。我想，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能活到现在，他们肯定也会改变自己原来对东方社会的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要发展，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
    从雅利安人的问题来说是这样，从考古学的发现来说更是这样。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著名的考古学家柴尔德曾经提出：西亚的小麦起源于撒哈拉大沙漠中的绿洲，因而农业需要灌溉。这样，东方就没有经过古代城邦，直接从原始社会转入了阶级社会。但本世纪50年代以来，情况有了重大变化。经过考古发掘，证明西亚的小麦起源于中亚至西亚的丘陵地区，即从波斯湾沿着伊朗西部至叙利亚东部向南，其中包括伊拉克、以色利、巴勒斯坦、约旦等所谓半月形地带。古时的撒哈拉沙漠远比现在为小，这个地区的气候也较现在温和得多，雨量较为适中，所以适合小麦的生长。这里的农业发展到两河流域和地中海沿岸，是比较晚的事。据此，绿洲说是不对的。此其一。其二，西亚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城邦，其中有的城邦，如距今8000年的叶利哥城，就在现在的大沙漠之中。西亚如此，在印度也发现了由黑人建立的古代城邦，如曲女城就距今5000余年。
    这些实实在在的发现说明什么呢？说明上个世纪人们对东方文明起源和东方社会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应当改正过来。不管是出自何人之口，都应改正过来。顺带指出，恩格斯和柴尔德有忘年之交，恩格斯对东方社会的认识受到上个世纪的西方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柴尔德是不是也受到这种限制呢？当然，他们受到这样的限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如果不顾事实，再受到这种限制，那就不可理解、甚至说是不可理喻的了。
    我国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东方社会的论述来解释中国历史，构造中国历史体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这个水平上，那就不可理解了。任何学科都要发展，历史学科也是这样。停滞了，它就没有生命力了。当前我国史学有没有危机？或云其有，或云其无。我认为是有危机的。说有危机，就在于它停留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体系中，有的人甚至要走回头路。现在应该是猛醒过来，重新据实思考中国历史体系的时候了！王国维曾经说过，历史学会由于新的发现而发生重大突破。我们应切记此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