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各级宗族所有的土地，亦即其封域内的土地，都是按方里而井计算的。至于九夫为井还是十夫为井，抑还是五夫为井，并不影响方里而井的计算方法，而是方里而井再分成几份的问题。这样，王畿、封国以及封邑的土地总面积都可以计算出来。例如，王畿方千里为一万井，侯国方百里为一千井，等等。在土地总面积中除去山林川泽、道路邑居等的井数，其余的为农耕地，耕地是按九夫为井或十夫为井进行分配的。九夫为井，是周人计算和分配耕地的方法；十夫为井，是商代计算和分配土地的方法；夏代及其以前究竟是几夫为井，就不甚清楚了。但如前所说，用井计算和分配耕地源于将家族的大块共耕地分归各个家庭耕作，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中国古代的所谓井田制，说的就是用方里而井计算和分配耕地的方法。把井田制附会成什么农村公社，是根本错误的。
    中国古代的军事制度和农业方面的剥削制度，都是依据井田制建立起来的。如，军制中的征兵人数、车辆牛马数、甲楯武器数，都是以井作为基本单位征调的。周代“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就因为要进行车战，每辆战车上有三个甲士（驭者一人，执弓箭者一人，执戈矛者一人）。故九夫为井又分为三屋。商代十夫为井，其军队的组织为十进制。在农业方面，周代有国、野之别。国人分耕国郊和城郭中的土地，野人分耕郊外的土地。对国人的剥削可能是十税其一。而野人则要为贵族耕种等量的大田，即十取其五。商代的情况大体上也是这样。
    中国古代社会的阶级分野同样是按照自由人和奴隶来划分的，只是自由人以族邦之人的形式出现而已。所谓族邦之人，即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宗族成员，他们是政治上的自由人，有参预国家大事的权利。有些人以为族邦之人就是城里人，这是错误的。在世界古代史上，都没有这样的自由人。当然，自由人有贫富之分，政治上也有贵族与平民之分，这是无须赘言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奴隶制的发展过程。据说夏代之前有万国，商初减为3000国，到周初就只有800多国了。这么多族邦灭亡了，都到哪里去了呢？按照文献记载，这些亡国之族大多是“亡其姓氏，踣毙不振，绝无后主，湮替隶圉”，降为奴隶了。中国古代的奴隶制在其最发达的情况下，是以王室、公室、宗室、家室的形态出现的。例如，王室不仅有臣妾百工、皂隶牧圉，而且有众多为之耕种籍田的农业奴隶。商代之“众”周代之“野人”或庶人，就属于这种奴隶。他们看起来类似农奴，实际上是一种希洛式的奴隶。
    当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还有一种处于中间状态的宗族，这就是各类臣族。他们对其主上来说是奴仆，但这种臣族之主又有奴隶为其服役。所以，我们不能一刀切，认为古代社会只有奴隶和奴隶主这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
    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其初级形态可说是简单的宗主政治，其发达的形态则是共主贵族政治。而无论是何种形态，都有数量不等的臣正为之服务，如庖正、工正、车正、陶正、牧正、司土、司马等等。他们是古代的官僚群，类似后来的管家和管事，一切活动都是要听命于主人的。所以，他们统称百官有司，而百官和百工是同义语。
    进入东周以后，这种政治体制逐渐瓦解了。原因是，那时的贵族同时是一些宗主。宗族逐渐灭亡了，自然就无所谓宗主了。而宗主的退出历史舞台，除相互并灭之外，还由于他们和族邦平民的矛盾。有不少宗室贵族都是由于遭到国人的反抗而灭亡的。结果是：共主贵族政治体制让位于专制君主官僚政治体制。
    现在有一种说法，把族邦体系瓦解阶段说成城邦时期，把君主专制制度形成后说成帝国时期。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如然，万邦时期又当作何解释？现已发现的那时的城池又当如何解释？这里说的帝国时期指秦、汉王朝，难道隋、唐以至元、明、清就不是帝国吗？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历史，决不能以任何模式武断中国的历史。就古代社会来说，只有抓住宗族这个基点，才能恢复其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