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特别重要的是基于土地占有关系而产生的阶级分化。如前所说，我国古代是以宗族作为社会活动主体进入文明社会的。相应的土地占有关系自然是宗族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的代表就是宗主（也可称为宗君），而其象征则是宗庙与社稷。宗族的土地，除分归各个家族周转使用者外，其余的是由宗主掌管的。这样，宗主及其家族就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各个家族和家庭中的首富。例如，制铜业从一开始就是由宗主占有的，其原因就在于宗主掌管着矿产资源，可以实行垄断经营。
    除此之外，其他如异姓宗族之间的战争和各宗族之间的经济交往等，也会增加宗族内部和相互之间的贫富分化。所以，宗族在表面上似乎是浑然一体的，但在其内部和相互之间都产生了等级关系，亦即宗族等级关系。不仅如此，由战争还产生了奴隶制。在这个阶段上发现的异常埋葬的现象，就反映了这个问题。而文献中所说“国家”日益减少的现象，则从另一面反映了这个问题。
    随着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出于战争的需要，国家相应地产生了。当然，中国古代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以宗族城邦的形式出现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或发掘出20余座这样的城池，分布在广袤的地区，如东北、内蒙、山东、河南、湖北等等。在长江下游还发现了水城。尽管族邦不一定都有城池，但城池的出现无疑是文明社会到来的重要标志。
    城池和宫室差不多是同时出现的。古代“筑城以卫君”，宫室就是宗君居住的地方。祭祀祖先和商议邦国大事也在这里。现在不少地方发现的在高台上建筑的大房子，特别是在一些城堡中发现的此类房子，就是原始的宫室。这类房子现在看起来很不起眼，但在当时众多的小房子中已是鹤立鸡群了。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类房子，后世的宫室或宫寝制度就是由此开始的。
    随着文明社会的到来，丧葬制度也起了重大的变化。突出的表现是大、中、小墓有别，大墓一般都有棺有椁；随葬品的多寡有无极为悬殊。有的地方还发现了大墓集中在一起埋葬的现象，这应该就是后世所说的王陵区了。
    礼乐制度也由此而生。这些制度的详情已不可得而知，但从现已发现的衣衾棺椁制度、列鼎制度、鼓乐制度的迹象，仍可推知其大致的情况。当时的一些玉器、陶器、木石器，如玉琮、玉戈、玉钺、陶冥器、兽鼓、石磬等等，都是作为礼器出现的。
    祭祀制度也出现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社稷。社以祭土神，稷以祭谷神，合起来就是土地和粮食。这是立国之本，所以国家亦称社稷。社稷的出现，表明国家已经形成了。
    不仅如此。要进行农业生产，就必须把握天时，得地之利。于是，天文历法诞生了。在初，人们是以大火星的出现来纪年，并由此发展出十月历。即：以大火星的出现作为岁首，每年10个月，每月36天。为此，就要祭祀天地山川，风雷云雨。而要掌握天时和自己的命运，于是出现了卜筮。卜筮就是按天地方位进行的。所以，天文历法和卜筮的出现，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大致说来，这些就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协奏曲。我们必须按照中国文明起源的实际情况，来认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机械搬用任何公式，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大体上可以定为公元前30世纪。一则就文献记载来说，“自黄帝至禹三十世”，每世为30年，共900年。从夏代上溯900年左右，约为前3000年左右。再则从考古资料来说，这许多现象都是在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而中原龙山文化恰巧始于公元前30世纪。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对的年代，不是精确的历史纪录。实际上，文明起源是一个过程，要列出绝对的年代，也是不可能的。
    这一段历史尚无文字纪录，就文献来说也属于传说时代。不过，世界文明起源史多半如此，非独中国为然也。例如，古希腊罗马的文明起源史，就是隐含在传说之中的。尽管在这时的中国已有文字，但还缺乏成文的历史。那时在中国大地上是万国并兴，也不可能有一部成文的历史。因此，对那时有无文字，是可以探讨的，但以此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是不足取的。
    传说的历史自然不免有后人理想的成分。例如，尧舜禅让说，就是儒家的理想政治。所以，儒家以此构筑的大同世界说，是不足取的。实际上，连儒家也承认这个大同时代有“万邦”之多。既有万邦，何以能大同呢？